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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6年09月27日 星期二

    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 文摘报 》( 2016年09月27日   03 版)
    钱理群

        2014年年末,75岁的钱理群宣布,自此将“退出我原来参与的各种界,包括学术界”。不久后,他卖掉房产,带着妻子搬进了位于北京市北郊的养老院。2016年7月,钱理群所著的《岁月沧桑》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这也是他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之终卷。从1996年完成《1948:天地玄黄》,到2007年完成《我的精神自传》,再到《岁月沧桑》收笔,前后跨时近20年。

     

        个体经验融入其间

     

        1948年,正是新旧中国交替的时刻,也是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中自我抉择决定命运的时刻。钱理群的“知识分子精神三部曲”便以这个特殊年份作为开端,这就是第一部曲《1948:天地玄黄》。

     

        1948年,钱理群只有9岁,这一年对他来说本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过去,但他在该书中仍有明显的主体投入:

     

        “12月20日,读梁实秋的女儿对当年与父亲离别时情景的回忆:‘我忽然想起还有一句话要说,便拼命地跑啊跑啊追火车,赶上去大声喊:爸爸你胃不好,以后不要多喝酒啊!’梁实秋大声回答说‘知道了。’火车越走越远,一缕轻烟,冉冉南去,谁能想到这一分手就是40年。”在日记的末尾,钱理群写道,“读到这里,那个‘女儿’仿佛是自己,他也在1948年与父亲永别。而我的父亲是悄然离去,还没有分别的机会。想到这里,竟感到说不出的悲凉。”

     

        钱理群的父亲钱天鹤在清华学堂预科毕业后,于1906年或1908年间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农科,与胡适是同学,抗战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农林部次长。1948年胡适准备组阁,钱天鹤是名单中的农林部长。

     

        1948年,钱家准备从上海先去广州,再逃到台湾去,但是钱理群的母亲不肯走,便让钱天鹤先到台湾去看一看。

     

        “父亲去台湾后,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钱理群说。此后,钱理群的长兄钱宁去美国留学。“父亲葬于台湾,三哥葬于旧金山,母亲葬于南京。我曾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家的悲剧,是一生不团圆,死各一方。”钱理群说。

     

        “改造”和“坚守”

     

        第二部曲《岁月沧桑》是最后完成,也是最核心的部分。钱理群对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的时长超过了10年。

     

        《岁月沧桑》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史书”,它更像是7位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汇总。在个案选择上,钱理群强调典型性。

     

        于是就有了代表“自由主义”的作家沈从文,和与之对应的“老延安”郭小川;有下到中国底层进行“乡村建设”的梁漱溟,也有向最高层“上书”的废名;有“学贯古今”的文学史家的代表王瑶,也有与农民密切联系的文化人赵树理,还有诗人代表邵燕祥。

     

        十多年来,钱理群调研了大量的文献材料。“都是最新的史料”,他特意提及这一点。他静下心来,一字一句地看原材料,“这样的研究需要一个完全沉潜的状态,与外部的环境保持距离,不受干扰。所以我需要进养老院,它有这样的环境。”他说。”

     

        在养老院一年时间里,钱理群已完成了70多万字的写作,平均每天2000字。2015年的年末,《岁月沧桑》完稿,他感觉完成了一个积压多年的大事,如释重负。

     

        把“我”作为研究对象

     

        作为“知识分子精神史”最后“合”的部分,《我的精神自传》开篇从钱理群的贵州时期讲起。他因为“与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在1960年从北京流放到了贵州安顺,在一个卫生学校与师范学校教语文。在贵州,他待了18年,这几乎占据了他的整个青年时期,他也在那里经历了文革。

     

        在文革期间,每次开完批斗大会,钱理群的头等大事就是去大吃一顿。一是慰劳自己的身体,二是示威:你批我,我活得更痛快。还照张相,叫“立此存照”。然后就回到单人房,拼命地读书,大量的鲁迅研究札记就是在这个环境下完成的。

     

        但文革的残酷很快超出了这个在“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气质交锋”中的青年的想象。一个同样“出身不好”的女学生,在钱理群被打成“反革命”时,出于良知,为钱理群说了几句公道话,最终却被逼投湖自杀。这件事给了钱理群极大刺激。

     

        离开北京时,他冒险带上了一张父亲的照片。红卫兵从他的箱底翻出这张照片,钱理群被坐实了“反革命孝子贤孙”的“罪名”。他只能低头,认罪并忏悔,平静地将照片付之一炬。这种平静成为最恐怖的回忆。

     

        80年代,钱理群走上学术之路后,就开始了对自我的追问,这也构成了他研究的内在动力: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怎样接受“改造”的?

     

        “历史的中间物”

     

        2002年,钱理群从北大退休后,投身中学教育十年,试图“改变人心”。在基础教育这片新战场上,钱理群自称屡挫屡战,屡战屡挫。

     

        随后,他逐渐放弃“教育”,退出学术界,也告别了青年。他认为自己是在特定的阶段对中国的教育、思想、学术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已经结束了。

     

        他在多次座谈中总结道:“我发现我已经不理解当代青年了,我感觉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时代。我们不需要再去支持他、批评他、提醒他,这都是可笑的。最好是沉默地观察。”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钱理群自称是一个“历史的中间物”。他的辩证法在诸多的社会困局中已经不起作用,甚至很难说服大多数人,他自称“不左不右”。

     

        钱理群说,已经想好刻在自己墓志铭上的话:“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第35期 龚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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