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张维迎之争的真问题

　　近日，两位顶尖经济学者林毅夫和张维迎围绕我国产业政策爆发了激烈争论。8月25日，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6年夏季峰会上发表演讲，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9月13日，林毅夫教授发表文章，观点鲜明地针锋相对。中秋期间，张维迎又对此作出了回应。随后，针对张的批评，林毅夫逐条反驳。“林张之争”进入第二回合。

　　张维迎认为，由于人类的认知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技术和新产业是不可预见的，因此产业政策注定是失败的。张维迎甚至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任何特殊的政策”。这直接就给产业政策“判了死刑”。

　　而后，林毅夫则撰文称，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都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主要理由有两条：第一，任何国家的资源都是稀缺的，政府必须优先扶持某些对经济持续发展具有最大贡献的产业；第二，企业家需要政府帮助来克服外部性和协调问题。

　　这次争论则涉及中国的创新和技术进步问题，从而影响到中国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们不能把这些争论仅仅看做是学术争论，它们关涉中国的政策导向和经济增长。我认为“产业政策有没有用”是一个伪问题。产业政策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应该总结和反思一下：什么时候产业政策会成功，什么时候会失败？“什么时候用”才是真问题。

　　从世界各地的发展经验上看，成功的产业政策通常发生在后发国家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工业部门的过程之中，而失败的产业政策通常发生在那些新兴行业或者处于技术前沿的行业。

　　为什么日本曾经扶持汽车产业的政策比较成功，而扶持家电产业的政策比较失败？从历史和逻辑上讲，像汽车、轮船这样的传统工业具有比较稳定的产业发展和转移规律，甚至可以说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对于工业部门来说，发展路径比较稳定，发展方向比较明确，但同时存在初始投资大、生产周期长、配套环节多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恰恰都可以通过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有力政府来协调解决。在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干预下，政府可以集中有限的资本投入重点行业，可以通过建设基础设施解决企业发展所需的配套条件和外部性问题。因此，凡是模仿型产业政策，只要能够解决官员的激励问题，通常比较容易成功。符合这类产业政策的正面案例，除了工业部门，还有那些享受优惠政策的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和经济特区等。

　　相反，如果政府想在那些快速变化的新兴行业或者处于技术前沿的行业推行探索型产业政策，就往往容易遭致失败，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例外。一旦产业发展的规律具有不确定性，技术变迁日新月异，连处于市场前沿的企业家都难以捕捉，都需要承担失败的风险，为市场运行提供后勤保障的政府官员可能更无法先知先觉。以彩电行业为例，关键的显示屏技术变化多端、竞争激烈。日本厂商开发等离子技术时，根本没有预料到液晶技术后来居上，以至于贻误商机，错失了大片亚洲市场。

　　所以我的结论是，对于模仿型产业政策，后发国家在追赶过程中仍然需要，但是对于前景不明的探索型产业政策，一定要谨慎使用，应该将产业的选择权交给市场。

　　（《新京报》9.19 聂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