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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生于1897年，逝于1986年，九秩人生横跨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大历史时期，其六十多年学术旅程也和中国现代史一样，跌宕起伏，岁月峥嵘。读中国现代学术史，尤其现代美学史，不论沙尘蔽日之际，还是云灿星辉之时，朱光潜任凭风云变幻，坚守美学领地，开疆拓土，深耕细作，从未流于偏激，却处学术先锋，其披荆斩棘之作用，中流砥柱之地位，仿佛屹立万里波涛中的航标灯塔，导引中国现代美学巨轮破浪前行。
西学与中学 融汇贯通
朱光潜1918年至1923年在香港大学获学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硕士学位，1929年至1933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和法国斯特拉斯堡获博士学位。他新中国成立以前出版的主要著作，如《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变态心理学派别》《谈美》《悲剧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诗论》《谈修养》《谈文学》《克罗齐哲学述评》等，享誉当时并影响至今。
尽管上述著作多数撰写于英国和法国，尽管它们广泛运用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但所阐述的美学和文艺学问题，绝不只是西方理论的简单照搬和介绍，而是处处注意结合中国文艺和审美实际，在两者相互对照比较中探寻美学和文艺学规律。中西融汇，古今贯通，这是朱光潜治学的重要方法，也是他治学的突出特点。
《诗论》在中西诗学比较互释方面，开人眼界的创作很多。例如，关于赋与诗的关系及中西诗格律。千百年来，谈到中国文体演变，多以为“赋自诗出”，而对于赋给予律诗的影响则绝少考虑。朱先生别具匠心，发现讲究铺陈、对举、韵节的汉赋，对律诗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他指出：律诗的两大要素，即意义的对偶和声音的对仗，都是最先出现在赋中，并首先由赋家兼诗人的曹植、鲍照、谢灵运等，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到诗里。如曹植的诗句“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便俨然是对偶句的形态；到了谢灵运的《登池上楼》和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等，则呈露全篇排偶的端倪。
西方人在艺术中也有注重对称的倾向，为什么他们的诗没有走上排偶的路呢？朱先生指出：中文字全是单音，一字对一音，如“桃红柳绿”“我去君来”，稍有比较，即成排偶。可西方文字，不论是英文、法文、德文等，都是单音字与复音字相错杂，意义可以对称而词句却参差不齐，难以两两相对，犹如“司马相如”和“班固”都是专名却不能相对的道理一样。不仅如此，中文与西文在语法规则亦有重大差异：西文的文法严密，中文的语法比较疏简且较有弹性。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两句诗，若依原文结构直译为英文、法文或德文，即漫无意义，而在中文里却不失为佳句。由此朱先生说：“单就文法论，中文比西文较宜于诗，因为它比较容易做得工整简练。”这话讲在“五四”以后推崇西方诗而贬斥旧体诗的时代，不仅见识卓著，更显学术勇气。
卧薪尝胆 苦攻马列
伴随1949年10月天安门广场礼炮声的轰鸣，朱光潜步入新社会。中国历史上这一翻天覆地式的改朝换代，也给朱光潜的学术生涯和个人生活带来沧海桑田之巨变。这不仅表现在他原来那一本本让人倾心的著作，一夜间统统由“香花”变成“毒草”，遭到来自各方的贬责和抨击；还因为他曾参加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以及在旧社会的广泛影响，被视为“反动文人”而一度接受北京市公安局监视性“管制”。北京大学撤销他西语系主任的职务，还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将其定为重点批判对象，使其受到一系列严厉的甚至侮辱人格的批判。1953年实行新工资方案，他原是全国少数几个“部聘”一级教授，却意外地被降格评为七级教授，生活待遇也由此一落千丈。
然而，尽管个人遭际让他倍感委屈、压抑、惶惑乃至忧惧，但他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到处一派生机勃勃、光明灿烂的景象，仍从内心接纳和拥护新社会的到来。他诚恳接受思想改造，认真对待每次检查，希望通过洗心革面，融入新社会，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他以卧薪尝胆的精神苦攻马列，期望以马克思主义清算自己过去错误思想，指导今后学术研究。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朱先生顶着各种批判的枪林弹雨，以他掌握的马克思主义为武器，一面真诚检讨和批判自己的过去，一面以过人的胆识和坚韧的毅力，维护和构建中国当代美学的学术品格，终于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乃至思想史上写下辉煌的篇章。这一点，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辩论中的卓异表现，尤其引人瞩目和感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辩论，发端于《文艺报》组织的“对朱光潜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批判”，其揭幕文章就是该刊1956年6月登载的朱先生自我批判长文《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在该文里，朱先生对新中国成立前的丰硕学术成果几乎全盘否定。
政治与学术 进退有据
在这种社会政治背景夹缝中展开的美学大辩论，朱光潜当然只能以当时社会所要求和规定的“话语”，对自己不惜责骂乃至丑化。可是，尽管他在政治上对自己的批判十分严酷，以至认为主观唯心论的文艺观是“反社会”“反人民”的，但涉及到核心学术观点却坚守立场，并不轻易后退和让步。他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里明确说：
关于美的问题，我看到从前人的在心在物的两派答案，以及克罗齐把美和直觉、表现、艺术都等同起来，在逻辑上都各有些困难，于是又玩弄调和折中的老把戏，给了这样的答案：“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如果话到此为止，我至今对美还是这样想，还是认为要解决美的问题，必须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由于朱先生自我批判的长文是由组织树起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靶子”，加上他在“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核心观点上并不随意屈从和改变，其“罪己文”发表后，很快招致来自四面八方的“围剿”。当时许多知名学者如蔡仪、贺麟、黄药眠、侯敏泽、李泽厚、蒋孔阳、洪毅然等等，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研究》《新建设》等报刊发文对其口诛笔伐。美学大辩论持续6年间，有近百位学者直接参与论战，全国各主要报刊发表了近四百篇论辩文章，其中大部分都是“讨伐”朱先生的。
令人惊异的是，在当时左雾弥天的社会氛围里，朱光潜先生对来自各方的严厉批判，政治上似乎完全幡然悔悟，脱胎换骨，低头认罪，成为一只“死老虎”，但学术上虽有补苴罅漏，却决不愿低三下四，忍气吞声，大有“困兽犹斗”之气概。他挺身而出，孤军奋战，“有来必往，无批不辩”，秉笔书写《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见物不见人”的美学》《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等数十篇宏论，指出参加美学论辩者，虽然主观意图上都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可思想方法上却犯有严重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毛病。他一面反复申述和捍卫自己认为正确的见解，一面对众多美学家普遍存在的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进行严肃批评，为诊治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严重感染的庸俗社会学弊病，起到难能可贵的作用。
朱先生曾幽默地称自己是美学大辩论中的“众矢之的”，是供各路人马瞄准射击的“靶子”。实际上，他是一个用特种防弹材料制成的“靶子”，实在不容易击倒或打穿，而许多唇枪舌剑批判他的人，却在对这个“靶子”的反复射击中，提升了自己的学术水准和名声。
综观朱先生学术人生，他深谙中华传统，精研西方学术，脚踏中西文化，穿越二十世纪，为构建中国现代美学大厦，孜孜以求，锲而不舍。他为学不断寻求，注重吸收，在处理古与今、中与西、政治与学术等种种繁难问题上，有执着定见，也有变化更新；愿意修正错误，亦敢于坚持真理。而在这执着与变化、定见与更新、修正与坚持之间，既有“识时务”的自我批判，也有“不识时务”的固执己见，其进退出处，取舍拿捏，自有分寸，不失法度。他的学术人生，“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既轰轰烈烈，又静穆隽永，既清澈似水，又凝重如山，是一部浅近而深奥的大书。
（《光明日报》9.8 钱念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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