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一辈的白芋粥

    □陈晓卿

    天气渐渐凉了下来。不知怎么就想起小时候的白芋粥。

    甘薯，有的地方叫白薯、红薯，老家叫白芋或红芋。红芋产量比白芋低，童年时代，我见到红芋更多是在年节的时候。长辈们买回来，简单的，放进草木灰中烤熟，很香。复杂的，会把它切成薄片，在开水里汆烫一下，摆在竹匾上晾干，然后油炸，非常酥脆。更复杂的，比如我爸，会把刚煮熟、滚烫的红芋加面粉一起揉面，包上红糖芯子做成一种烫面油糕，软糯甜香，非常解馋。但这种东西父亲并不常做。“炸红芋，太费油了”，我爸说。

    那时粮食定量供应，父母每天面对着正长身体的三个孩子以及他们惊人的食量，白芋不啻是粮食最好的替补。

    可能今天的孩子，很难理解白薯这种缠绕草质藤本植物对一个地域的影响。其实老家人从前的许多特质都与白芋相关，比如形容一个人“二皮脸”不知道害臊，我们会说一句歇后语，“白芋秧子烤火——甜不嗖的味儿”。我“学农”的时候加工过猪饲料，用麦麸和斩碎的白芋秧子同煮，灶房内的空气，确实弥漫着一股甜不叽叽的味道。

    再例如，老家方言属于淮海官话区，有很浓重的开口音，说普通话时难以去除，老家人便称之为“白芋干子普通话”，相当于四川人嘲笑不够标准的国语是“椒盐普通话”一样。可见，甘薯这种作物在社会学意义上对我故乡影响之大。

    白芋粥，顾名思义，是用白薯煮的稀饭。对此，我的父母却各持不同的料理方法。我妈妈大别山长大，稻作区，所以做粥加米。妈妈的白芋粥做得斯文，她力气小，先要在案板上费力地把去皮的白芋切成小块，再放进米粥的锅里，黄色的小块白芋和白色的大米交融在一起，色彩很好看。然而，我和妹妹都更喜欢爸爸做的白芋粥。

    父亲淮北人，麦作地区吃面，所以用面浆勾芡，粥的品相不及妈妈，但由于白芋块儿大，吃起来过瘾。当然，我们更喜欢的是爸爸做饭的干净利落劲儿：上锅烧水，同时把洗好的白芋飞快削去皮，水开时把白芋平放在手心上，手臂伸直，用菜刀很粗放地斫下去，刀刃切入红薯刚好两三厘米，然后轻扭刀背，伴随清脆的一声，一块滚刀状的红薯块便落入了滚水中……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般。妈妈一辈子要强，每次见到她看不惯的“兜了面的粥”，却被孩子们这般狼吞虎咽，都不免要挑爸爸的刺：“看看，又把面粉弄到身上了，都跟你讲了多少次……”一边说，一边在爸爸的衣襟上拍拍打打。

    但有件事情妈妈对爸爸是心悦诚服的，这就是挑选白芋。白薯讲究甜和干面，甜是味道，干面是口感，入口要特别“粉”，类似栗子的感觉才好。县城市场上，每次都有很多卖白芋的，他们大都推着两个轮子的平板车。车上堆着白芋，上层有掰成两半的，剖面上挂着淀粉浆液，供顾客挑选。白芋一次不能买太多，否则没有菜窖，上冻之后白瓤会变黑，味道发苦，所以家里一般只买三四十斤，堆在厨房角落里，能吃半个月。

    有次跟父亲去买白芋，看到一辆车上的货色非常好，刚想问价，却被他拉了回来。“你看看白芋上的泥，沙土的，沙土地长萝卜，不长白芋。懂吗？”父亲说。那时，我爸常年在校办农场劳动，看上去像个农民，也学会了许多农业常识。他挑选白芋不仅看出产地，还要看外形、掂分量。上高中后，我接替爸爸给全家做白芋早餐，一套流程也做得像模像样，甚至能熟练地手臂平伸斫大块，但挑选白芋这件事却始终学不会，就像我到现在都不懂听声音挑西瓜一样。

    按照美食家的说法，美食分三个层次：首先是温饱之需，其次是口舌之欲，最后是慰藉心灵。我这一代人贪吃的天性其实源自食物匮乏的童年，能求得温饱已经是那时许多家庭的梦想。然而，就是在这种刚刚就能达到的温饱之需里，一些关于食物的记忆便深深埋下了种子，历经数十年都难以改变。

    汪曾祺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咸菜慈姑汤》，感念他童年时代曾经“吃伤”，年逾花甲却又“因为久违，有了感情”的一种食物。其实几乎所有人都有着汪先生味觉记忆中的这种食物，我的“慈姑”则是白芋粥。汪先生在文章结尾动情地写道：“我很想喝一碗咸菜慈姑汤。我想念家乡的雪。”我同样很想喝一碗白芋粥，并且无比怀念那些从白芋稀饭开始的一个个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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