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药监管：资源增加，能力削弱

    今年以来，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假冒名牌奶粉事件相继发生，公众对食药安全的关注再度升温。其中重点，是体制改革对监管实效的影响。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同时强调“推进综合执法”和“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然而在人员编制、机构数量、财政经费等硬约束下，一些地方并未按要求参照国务院模式单独设置食药监管机构，反而成建制整合工商、质监、食药等部门，组建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据统计，截至5月底，全国已经有1个直辖市、5个副省级城市、94个地级市和近60%的县（区）开展了综合执法改革。

    综合执法改革增加了食药监管资源，但并不意味着监管能力同样得以提升。据统计，到2015年底，全国食药监管系统人员编制、监管经费、执法装备、办公场地等均较改革前有所增加。但同期，全国查处食品药品违法案件数量却大幅下降。

    在实践中，一些综合设置市场监管机构的省份，以简政放权和属地管理为理由，把包括食品药品事权在内的几乎所有事权，层层下放到乡镇市场监管所。但相应的监管资源并未随之下沉。这就意味着，基层必须包揽从传统小餐饮到现代化大药厂的全部食品药品业态，给监管实效带来严峻挑战。

    对于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弱化，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近日发文，明确要求全部盟市独立设置食品药品监管机构。在此前后，山东、深圳等地也表现出类似意向。

    （《瞭望》2016年第33期 胡颖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