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一个古老的理念,《论语》中有30多处言及“信”字,是孔子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理念。孔子不只是把“信”看作是个人的一种基本伦理,更把“信”视为执政者最基本的一种政治操守。
《论语》中子贡向他请教为政之道,孔子答道:“粮食充足,军备充分,民信之矣。”这里的“民信之矣”多解释为“民众信任政府”,其实孔子是从执政者角度说的,应解释为“使民信之”,也就是要取信于民的意思。子贡接着问:“如果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先去哪个?”孔子答:“去掉军备吧。”子贡又问:“如果再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去哪一个?”孔子答:“去掉粮食吧。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民无信不立”是一句非常重要的政治箴言,但今人对此理解多有歧义。台湾学者徐复观专门写过文章,辨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对这句话的误读,隐含的是政治观点上的不同。
一种通常的误读就是,认为“信”是针对民众说的,就是说,民众宁可饿死也不可无信。钱穆持的就是这个观点,认为此语是孔子针对执政者对民众的教化而言的,政治稳定的核心是民众的诚信。
徐复观之所以重视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因为他认为后代的很多误读,源自一个更大的学术错误,就是混淆了“修己”与“治人”的标准。原始儒家之所以后来常被专制政治所用,就是因为混淆了两者的标准,常常把对执政者修己的标准,拿到政治上作为对民众的要求。比如朱熹认为“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这种说法,就极易成为专制者控制民众的思想工具。
徐复观认为,先秦儒家一直是把对民众的“养”放在第一位的,即“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而把对民众的“教”看作一种自由选择。可以说,政治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保障人的这种基本权利,执政者是为民众而存在的,而不是民众为执政者存在。执政者如果把“教化”民众当作政治的首要目的,就会让政治沦为一种强制与极权的力量。这显然是先秦儒家所不能容忍的。
(《今晚报》8.8 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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