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大公报的发行

    ■李清芳

    我是在新记公司大公报出版不到半年时——1927年2月进入报馆的。后承担发展订户和管理分销处的任务。

    起初，大公报的销路打不开，长期徘徊在三四千份。到1927年5、6月微见上升，有五六千份。为增加发行量，领导是煞费苦心的，主要精力放在改进版面内容上。大公报的社论为读者所乐读；副刊在何心冷精心耕耘下吸引了不少读者；赵望云的农村写生和杨汝泉的农村通讯，都是受读者欢迎的；而后还有沈紫暾的写生画，他和赵望云的风格迥然不同；李苦禅的画也不时出现在版面上；范长江的西北通讯更是锦上添花，为报纸打开销路创造了条件。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读者对大公报的感情。天津八大家之一的茶叶李家的一个成员，热爱大公报，每天都到街上买一份，买不到时就到报馆来买，遇到报纸边角不全时就到报馆来换。从1902年大公报创刊起，全份天津大公报完整无缺。后来我向胡政之谈了此事，他很感兴趣，让我问问李家能否把报纸卖给报馆，李最后同意了。在发行一万份庆典的宴会上，他成了我们的贵客。

    广告收入是报馆收入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东北有个韩奇逢登乌鸡白凤丸的广告，经常以半版地位刊出，当时在天津尚不多见，它开风气之先，引起广告刊户争先扩大版面的想法。虽然韩奇逢有些江湖医生的味道，但其药品对妇科确有一些疗效，还是无负于读者的。

    “九一八”后，大公报全力投向宣传抗日救国大业。1936年，张季鸾便带领几位南方籍同事到上海开创局面。我仍负责发行工作，当时，上海《申报》《新闻报》已经营多年，根深蒂固，新创报纸要想挤进发行网谈何容易。再加上报阀翟小辉等担心新创办的报纸自搞推销，会影响他的权益，我们费尽气力，也徒劳无益。2万多份报纸，大部分是分发到华中、华北的老销户，卖给天津大公报的老主顾。

    这年春节，报馆为我买了飞机票，让我回津省亲。从天津回到上海后，得知报馆已在香港安排出报。有一天，胡政之让我抄一个名单，同时告诉我关于发放劳力股的决定。当我在名单上看见有我的名字，大出意料。按我十来年付出的劳动，给我定了150股，劳力股只给少数几个人，这对我来说确实是很大鼓励。日本投降后，我在天津馆收到上海总管理处汇来的一笔股息，只值两个烧饼的钱，这还是唯一的一次。

    重庆作为抗战的首都，重庆版出报后，市面繁荣，报纸销路稳步上升。到1944年已接近10万份，创大公报空前发行纪录。同时，也给印刷和纸张供应带来了困难。当地制的竹制土报纸成了奇货。重庆已经买不到报纸，报馆便派戴有龄长驻嘉陵江上游产纸地区采购，随时押船运到重庆。

    日寇疯狂侵略，局势不稳。为了万全之计，胡政之从香港撤出后，便开创桂林版。主要是以附近省市的原销户为主，总数在2万份左右。

    1945年日本投降，大公报受到政府的照顾，很快天津版就恢复了。

    （《回忆大公报》中国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