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奇才杨维祯

    杨维祯的书风与其个性、人生态度、诗文的风格形成是相对应的。他曾说：“书盛于晋，画盛于唐宋，书与画一耳，士大夫工画为工书，其画法即书法所在。”作为元代末年的诗坛领袖，在书法上崇尚古人。他师法二王，转又得法二欧，甚至还向分、隶、章草以及篆书中求法，最终成为风格独特的书风。

    杨维祯的诗文创作主张“诗本性情”，在这种意识下，书法用笔上就自然出现点画狼藉、狂怪多变的特性，使其个性由“情”而出，彻底洒脱，真正达到在艺术上蔑视一切束缚、为所欲为的自由“情性”的境界。他的“情性说”对其书风的形成起到了理论上的指导作用。在诗文创作上，他强调在“情性”的作用下使得个性得到发挥。他有“以铁石心取疾于世”的刚直不阿的个性化表现，也有筑高楼、苦读五年不下楼的倔强，这种个性，与文、与诗、与书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尤其在当时温润秀丽的赵氏书风流行的情况下，他的书风横空出世，以“乱头粗服”、拗劲奇崛、横斜奇曲的“乱世气”，对赵孟頫的书风以针贬和无情的“打击”。

    《真镜庵募缘疏卷》通篇看来的感受是狂舞的线条，淋漓的醉墨。像放肆的“疯子”，有着对黑暗现实的痛斥，有着对传统仁义的叛逆，更有着对自己壮志难酬的不平，也有着身逢乱世的惊恐与不安。这件作品是杨维祯用笔特点的汇聚，显示了其风格的主要特征。用笔狂放，不拘常理，可谓八面用锋的典范；用墨酣畅淋漓，干湿相间。

    总之，杨维祯是在倔强的拗势的结字中间用以爽朗、甚至猛利的笔法，任由心出，随势结字，通过浓淡干湿的线条，夸张的造型，率意的性灵来描绘心中的形迹。在他的笔下已没有了传统对他的束缚，他已把传统的“操守”破坏殆尽，代之以狂怪，以鲜明而又对比强烈的节奏感取代了一贯的平和缓丽，有着一种在乱世中冲撞、在痛苦中纠缠、在茫然中惊恐、在巨变中开合的乱世风云。所以，无论他的用笔还是线条都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完成的，他的笔、墨、线和他心灵的烦躁、无奈、惊恐是一体的。

    （《乱世奇才—— 杨维祯的生平及其艺术》陈海良 上海书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