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贝勒爷”到政协委员

    我父亲是爱新觉罗·载涛，字叔源，号野云，满洲正黄旗人。作为幼子，我在父亲膝下生活30年，耳闻目睹故人旧事，至今不敢忘却。

    “老载”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人民政权建立后，首任街道派出所所长登门拜访。他告诉父亲：“你虽然是皇族，却不是顽固守旧的遗老。从辛亥革命到国民党政权垮台，在政治上你做到了一尘不染，很不容易。在群众中有威望，现在请你出来参加街道工作。”

    从此，协助民警查户口、与邻居搞卫生、支援抗美援朝活动……都会出现父亲的身影。其中令父亲津津乐道的一件小事是，人们不再称呼他“七爷”“贝勒爷”，而改称“老载”。他觉得很新鲜，好像缩短了自己和人们的距离。

    1950年春，父亲挚友李济深来访，二人深谈良久。后来得知，李济深已向周恩来总理介绍了父亲情况，鼓励父亲要为新中国作出贡献。不久，父亲应邀列席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会上周总理的一席话令他激动不已：“一届一次会议没请您参加，怪我有大汉族主义思想。要不是李济深提醒，我把您这位满族人民的代表给忘记了。”总理不但表示了诚挚的歉意，还送给他一本政协一届一次会议的纪念册，进而请他发挥自己的才干，向大会写提案。

    一个秘密

    同年夏天，父亲提出的《改良军马以利军用》的议案经毛主席、朱总司令批准，并交炮兵司令部落实。  

    1950年冬，中央军委为了满足抗美援朝志愿军的需要，朱总司令直接下达命令，让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选购两万五千匹军马转运朝鲜。父亲不辱使命，圆满地完成任务。

    1954年，父亲参加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会议期间，彭真市长、刘仁书记与他亲切交谈。刘仁知道父亲是“老北京”，在不经意间问道：“您久居北京，跟您打听个人，不知道认不认识。”“他叫什么？”“金溥安。”这一问一答道出了一个秘密。

    刘仁告诉父亲，这个金溥安在敌伪时期任西陵守备队队长，保护皇室墓地。他的部队虽无重武器，可也是一支武装力量。经过我地下党工作，已就起义大事商量妥当，但是事后此人消失了。

    父亲听后既惊喜又不无遗憾地告诉市委书记：“金溥安是我的第三子，1944年突患脑溢血病故。”令父亲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的孩子谢世前投向了人民革命阵营，虽然壮志未酬，但是金溥安的三个女儿先后穿上了军装。

    贝勒、亲王和土司

    同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召开。会场内外，大家特别关注父亲和另两位代表。一位是父亲的女婿、蒙族代表达理札雅，一位是达理札雅的女婿、藏族代表班麻旺秀（又名杨复兴）。三位代表，三个民族，两代女婿一起与会。这不就是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写照吗？达理札雅的女婿杨复兴，共产党员，甘南军分区副司令员。他出生于世袭土司之家，但是他追求进步，主动废除沿袭三个朝代、历时530多年的土司制度，为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这两位女婿进京赴会时，父亲不让他们住大会接待部门已安排好的高档饭店，非要他们挤住在家里不可。那低矮的平房、简陋的设施实在不能接待“高官”。可是这两位旧时的王爷和土司十分乐意这种安排。父亲更是得意地说：“这才是一家人嘛！”

    1957年，父亲出任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作为满族中德高望重的前辈，遍访郊区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宣讲民族政策，检查有关民族工作情况。所到之处，均受到群众欢迎。听到大家都尊称他为“载老”时，他感慨万千。“七爷”“贝勒爷”“老载”“载老”，这四个称谓，反映了时代的巨大变化。

    1970年9月2日，父亲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纵横》2016年第6期 溥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