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傅洋是彭真的四子，曾任全国人大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近日，他接受了记者专访。谈起父亲，傅洋说：“父亲经常教导我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傅洋表示，在当下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不论民事、行政还是刑事案件，只要发现了错误就应该纠正，不应当有“官无悔判”的思想。一起冤案、错案，与全国的整体案件相比来说，甚至不到千分之一，但对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影响却是全部。
最清闲的几年
彭真，1902年10月12日出生于山西省曲沃县，取名傅懋恭，1923年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我是1949年出生的。童年时父亲在我眼中就是不停地忙，回到家也是办公。我印象深刻的是，父亲的桌子上永远堆积着一两尺高的一摞摞文件。”傅洋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受到了错误批判，失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和人身自由。随后，被送进了秦城监狱。
1975年，彭真被从秦城监狱放出，流放到陕西的商洛地区，住在一个干休所的几间简陋平房中。
“尽管在商洛时还受到软禁，但那几年，是父亲最清闲的几年了。”傅洋称。
1979年，彭真恢复工作，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之后，常常为考虑立法问题彻夜难眠。82宪法之前，彭真已担任副委员长。“我有些对于宪法修改的意见想向他反映，但看到他这么辛劳，不忍心再和他面谈，只好写了封信给母亲，让她在父亲不太累的时候给他看。”傅洋告诉记者。
每制定一部新法律，彭真都会反复调查研究。在制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时，80多岁的彭真去了10多个省市，不知召开了多少座谈会。
傅洋说，父亲在人大常委会上谈自己对法律草案的意见时，最爱讲“我今天讲的又算又不算”，意思是，既然是在人大的会议上讲，当然是他在调研基础上负责地谈意见，但那只是个人意见，必须经过大家畅所欲言的讨论，充分发扬民主，最后依照法定程序形成表决意见，那才算数。
批评我嗜酒
傅洋记得在他上初中时，忘记是何缘起，父亲问他：“你要是被敌人严刑拷打，会不会当叛徒？”傅洋大概太“客观”，觉得没有经历过的事不好吹牛，就回答：“不知道。”父亲大怒：“你这个人，连这点决心都没有？！”
后来傅洋想，父亲是希望他明白一个道理：意志磨练，并非一定要直面考验。平时未雨绸缪，不断思索如何面对人生考验，当考验来临时才能随时以坚韧的意志从容应对。记忆中，父亲只对他发过这一次脾气。
“我有两大嗜好，多次遭到父亲的批评。其中一个是嗜酒，现在都还爱喝，但不像之前，比较控制了。”傅洋笑着说。
傅洋回忆说，记得是1967年底，父亲受难，学校停课。原来滴酒不沾的他，一次与好友小聚，被劝喝了些酒，发现自己颇有酒量，从此“一喝不可收拾”。为此，父亲说他，“人怎么能被酒控制？”
父亲曾亲口告诉傅洋，他年轻时曾喝过一瓶半白兰地不醉。有些父亲的老同事告诉他，上世纪50年代招待前苏联专家，苏联人喝酒也不是父亲的对手。可傅洋从记事起，一次也没有见到父亲像他那样“喝大酒”。
“我另一个嗜好就是酷爱围棋，瘾头上来可以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下，现在已经不怎么下了。”傅洋称。
父亲曾对他说，不能这么下棋！他说他年轻时象棋下得很好，后来觉得太耽误工夫了，说不下就不下了。他还多次讲，有人问鲁迅怎么有那么多时间写作，鲁迅答，他只是把别人喝咖啡闲谈的时光也用来写作了。
最早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父亲最早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针对新中国首部宪法提出的。”
资料显示，1954年9月17日,彭真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发言。在发言中,他就宪法确定的“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一条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作了深刻阐述。
傅洋表示，父亲曾说，如果十亿人民人人都养成遵守、维护宪法和法律的习惯，同违法和破坏宪法和法律的行为进行争斗，这将是一股伟大的力量。
“记得有一次，父亲回到家对我们说：‘记住，你们要违法，罪加一等！’我们一听不干了，回他：‘不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傅洋笑着说。
在生活中，父亲不断地提醒傅洋，要把自己当做客观事物对待，随时修正错误，他自己也决不讳言自己的错误。
“父亲的法律功底，是蹲国民党6年半监狱时打下的。在狱中，别的书看不到，《六法全书》却允许看。父亲看《六法全书》首先是为了运用法律武器与敌人斗争，同时也开始熟悉法律知识。”傅洋称。
傅洋表示，新中国成立后到1966年“文革”前夕，父亲不仅一直负责立法工作，也一直主管执法工作。他一方面领导执法机关坚决依法惩治犯罪，另一方面始终强调必须严禁“逼供信”，批判“官无悔判”的封建执法观。
(《法制晚报》7.15 陈威)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