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

    ■王安忆

    天下的母亲都爱操心，我妈妈茹志娟是天下母亲中最爱操心的母亲。在她眼里，我们儿女全是还没孵出蛋壳的鸡，她必须永远孵着我们。

    妈妈时常辅导我们功课，尤其是算术。有一次，临近大考，她辅导我“换算”。她一定要问我：“一丈等于多少米?”我说：“老师只要我们知道一米等于多少市尺就行了。”可是，妈妈说：“万一有一道题目是一丈等于多少米，你怎么办呢?”

    其实，她辅导我语文恐怕更合适一些，可她并不辅导，只管制我读书。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我小学四年级，妈妈把那些不适于我读的地方全部用胶布贴了起来，反弄得我好奇得难熬，千方百计想要知道那胶布后面写的是什么。

    后来，我和姐姐先后去插队，终于离开了家。可我们却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牢牢地牵在妈妈手里，她时刻注意我们的动向。后来，我到了一个地区级文工团拉大提琴，妈妈凡是路过那里，总要下车住几天。有一次，我告诉她，我们去了一个水利工地演出，那里有一座大理山，有许多大理石等等。妈妈便说：“这是个散文的意念，你可以写一个散文。”不料想这一写竟成了我第一篇印成铅字的作品，给了我一个当作家的妄想。

    随后，我便开始舞文弄墨，每一篇东西必须经妈妈过目，然后根据她的意见修改，才能寄往各编辑部，再次聆听编辑的意见，再次修改。她比编辑严格得多，意见提得极其具体、细微。我常有不同意之处，可是总不如她合乎逻辑。

    再后来，我去了北京讲习所，风筝的线仍然牵在她手里，每一篇东西总是先寄给她看。不过，与先前不同的是，妈妈同意让我听了编辑部的意见以后，再考虑她的意见。这时，我如同闸门打开，写得飞快，一篇连一篇，她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终于有一天，她紧接一封谈意见的信后又来了一封信，表示撤销前封信，随我去了。

    接到这封信，我忽然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风筝断了线，没头没脑地飞了起来，抑或能飞上天，抑或会一头栽下来，不论怎样，对风筝线，它无须再有什么怨言了。

    （《广州日报》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