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人事改革总是强调去编制化,希望以临时工、合同工的用人方式取代事业单位传统上的终身雇佣制。而“合同工”这个表述的内涵究竟包括什么?制定人事政策的部门总是说,大量编制外人员的待遇不如编制内人员,为了公平,为了取消这两类人员之间的待遇差别,所以需要废除事业单位的编制,让大家都变成合同工。那么合乎逻辑的疑问就是,为什么不可以把编制外人员的待遇提高到编制内人员的水平?
很多需要高度敬业精神和稳定就业安全才能做好的行业,譬如出版和新闻机构,譬如文艺表演团体,比较早就“企业化”了。由经济效益的角度,这种改制的结果可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从社会效益的角度来看又如何呢?一位采访新闻的记者如果脑子里想的是效益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得失,他如何能够有勇气时时发出良知的声音,如何能够为国家的利益时时传播正能量?把文艺、体育和出版事业都直接与物质利益挂钩,国家也许可以减少投入的负担,但是社会如何来保证从业人员在物质欲望与这些高雅高尚事业之间维持住一段健康距离?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医疗和教育单位。在目前关于人事改革去编制化问题的讨论中,缺少谈论临时工与合同工制度弊端的声音。对传统的、强调就业安全的用人办法批评很多。它们究竟有何优点、有哪些应该保留和传承的方面,却没有系统的研究和实事求是的肯定。对人事改革的不同看法之间应该有足够透彻的对话,以便在实施这种对社会结构做出重大修改的政策之前有稳妥的、充分考虑到历史沿革和中国社会特点的论证。
(《北京青年报》7.31 彭小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