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和杨度相识30余年,1903年正式订交,曾经莫逆,杨度的两篇成名作还是梁启超编发的,可是十几年后,二人的友谊彻底破裂。
武将世家
杨度生于1875年1月,湖南湘潭人,本名承瓒,字皙子,世代务农,祖父杨礼堂从湘军名将李续宾征战,死于沙场。杨度的父亲杨懿生在曾国荃营中做过文书,后回乡务农。杨度10岁丧父,过继给伯父杨瑞生,杨瑞生15岁即从军,缘战功升至二品总兵。
杨度少年聪明,17岁考上秀才,18岁中举,但连续两年参加会试均失败,转投国学大师王闿运门下。王闿运问杨度:我这里有三种学问,分别是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和帝王之学,你想学哪一种?杨度选择了帝王之学,他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
1897年,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请,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第二年,杨度到长沙拜会梁启超,当年梁24岁,杨23岁,因观点不同,未能结成深交。
1902年6月,杨度不顾王闿运力劝,自费赴日留学,从王闿运的日记看,此前他已很少提及杨度,可见二人观念已生冲突。
东京房租极贵,住户需按席(一席约1.62平方米)缴租金,而杨度寓所很宽敞,成了留学生们的聚点,杨度因此结识了黄兴、陈天华。
1903年7月,经太常寺卿陈兆文举荐,归国后的杨度赴京应清政府在保和殿举行的经济特科考试,初考中第一等第二名,第一名为梁士诒,没想到军机大臣瞿鸿禨与主考官张之洞不和,便向慈禧诬告说梁士诒是“梁头康足”(梁士诒与梁启超同姓,且康有为的字为祖诒),有新党嫌疑。慈禧大怒,要求彻查考生来历,结果发现上榜的沈荩果然是康有为的门生。
经此一变,梁士诒、杨度均落榜,杨度未能参加复试,只好自费再度赴日。
相识孙中山
回东京后,杨度与梁启超密切交往。
梁启超当时也在日本,生活清苦,靠边写作边教书糊口,杨度常去听课。1903年10月,二人正式订交,也正是在这一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杨度的《湖南少年歌》,并称赞说:“昔卢斯福(即美国总统老罗斯福)演说,谓欲见纯粹之亚美利加人,请视格兰德(南北战争时北军统帅,曾任美国总统);吾谓欲见纯粹湖南人,请视杨皙子。”
《湖南少年歌》让杨度一举成名,其中的名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被传诵至今。
1904年2月,杨度写出《黄河歌》,梁启超又将其发表在《新民丛报》上,赞叹说:“今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其非易也。杨皙子之《黄河》《扬子江》诸作,庶可当之。”
1905年7月,杨度与孙中山辩论3昼夜,孙中山拉杨度参加革命,杨度说:“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骤难改。”所谓“投身宪政久”,指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杨度不忍背之,便与孙中山约定:“我主张君主立宪,一旦告成,希望先生可以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功,我也会放弃我的主张,以助先生。都是为国,不必互为妨碍。”
首相梦空
1907年10月,因伯父病逝,杨度回国奔丧,第二年3月,杨度在长沙设湖南华昌炼矿公司,4月时,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举荐杨度,称赞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授给四品京堂官衔,“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但只是个闲差。因杨度好辩,与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交好。
辛亥革命爆发次日,恰逢袁世凯52岁生日,杨度等人为袁祝寿,得知暴动,倪嗣冲、段芝贵等人劝袁世凯趁机复出,杨度却认为时机不成熟,袁世凯听从了杨的意见。最终,庆亲王奕劻给杨度70万两白银,要他买通袁世凯身边的人,共同促袁出山。
袁世凯出山后,杨度又与革命党人斡旋,帮助袁登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
杨度立下汗马功劳,本以为袁会让他当首相,可袁世凯却只给杨度一个教育部长的闲职,杨度表示“我帮忙不帮闲”,袁世凯干脆易以蔡元培,连部长都不让杨度当了。
1912年,梁启超结束海外流亡生涯,回到天津,杨度前去迎接,并将他拉到袁世凯帐下。但两人对袁世凯称帝的态度截然相反,致使多年的友谊彻底破裂。
杨度后被杜月笙聘为顾问,与杨云史、杨千里并称“三杨开泰”,每月拿500大洋薪水,当时章士钊亦受杜馈赠。杨度吸鸦片,且烟瘾很大,为报答杜月笙,杨度亲笔撰写《杜氏家祠记》,赞杜亦儒亦侠。
1932年,杨度因病去世,终年57岁,只比梁启超多活一岁多。
(《北京晚报》7.22 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