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长征

    多少人参与了长征

    1934年10月8日，中革军委做了一个《野战军人员武器供给统计表》，统计出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和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共计86789人。

    “组织上决定要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随部队转移。”1934年9月中旬，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接到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的命令。最终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数千人，包括著名女革命家康克清、邓颖超、贺子珍、蔡畅等人。长征初期，红四方面军有一个妇女独立师，人数最多时达2500人，独立师师长为张琴秋。

    减员分战斗伤亡减员和非战斗减员两种情况。最惨烈的湘江战役中，七千多位闽西子弟兵组成的红34师，为掩护中央纵队和其他部队渡过湘江几乎全部牺牲。非战斗减员也很严重，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红军长征回忆史料》记载，“出发1个月来，教导师没有参加什么大的战斗，光是掉队、伤残病、被俘等非战斗减员已达三分之一之多。”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只有大约三万人。

    “移动银行”

    作为一支穷苦人的队伍，红军的钱由谁保管？管理财政大权的就是毛泽民，一个继承着父亲毛顺生金融基因的银行行长。1934年10月，他把辛苦积攒下的大部分“家当”分给各军团保管使用，自己带领银行的同志护送着剩下的几十担光洋、部分纸币，还有一些金子和珠宝首饰，踏上了长征的道路。

    长征初期负重多，行军很缓慢。中央纵队第15大队成为了长征中的“移动银行”，由大队长袁福清，政治委员毛泽民，党支部书记曹菊如，带领着14名干部、两百多位运输员及1个特务连。运输员大多是犯了“错误”的红军指战员，即被打成“AB团”（江西）或“社会民主党”（福建）的人员，毛泽民素来对苏区肃反扩大化有看法，他认为这些人多数是蒙受冤屈的同志，一路上对他们格外关照。

    当年，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参加长征的有14名干部，路上牺牲了6位同志，到陕北时，只剩下毛泽民、曹菊如、郭金水、钱希钧、曹根全、任远志、黄亚光和莫钧涛8位同志。

    衣食住行

    红军长征时脱离根据地，转战在敌占区、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无人区，衣、食、住、行几方面都遇到常人无法想象的难题。

    吃首先是个大问题。部队进入西南地区之后，将士们的日记或回忆录里，关于缺粮少食的内容逐渐增多。担任周恩来警卫员的顾玉平回忆说，长征中大家吃的是“包子饭”，就是按定量每人一包，菜也是一份。周恩来和他吃的都是同一种菜，一样的分量。长征途中，只有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有专配的炊事员。

    住宿也是难题。红军住过大军阀的洋楼，藏族贵族住的豪宅，住过普通民宅，也曾睡倒在屋檐和树阴下。过草地时尤为艰苦，“每人用棍子往地上一插，靠小树搭块油布遮雨，大家背靠背挤在一起宿营”。

    1931年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红军才有了统一军装。专门培养红军指挥员的第一所正规高等军事院校也建立起来。时任中央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接受刘伯承命令，仿照苏联红军军服样式设计新军装。最初，上衣是紧口套头的，苏联的设计很不适合南方的气候，改为开襟敞口，并缀上红领章；军帽仍用大八角式列宁帽，并不适合中国人的脸型，改为“小八角”。考虑到山地行军作战需要，还选用了不容易暴露目标的灰布衣服。

    长征途中，战斗密集，伤员越来越多，由于担架不够、民工紧缺等原因，同时也为了减轻行军压力，中革军委决定将短期内难以治好的一些重伤病员妥善安置，给他们发放几块银元作为生活费，就地安置到一些可靠的群众家中养伤养病或交给途经地区的游击队负责照顾。

    (《南方周末》7.21 李思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