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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迟至1868年，自行车这种交通工具传入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再度开放国门之时，世界惊讶地发现，中国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看似一望无际的自行车车流。百余年间，自行车已经成为中国第一个普及型工业品。
文明奇器
自行车传入中国的最早证据是1868年11月24日出版的《上海新报》。在报道中，执笔者以中国人的视角审视上海街道中出现的“自行车几辆”。自行车对当时的欧洲来说也是新创，仅几年后就已传入中国，可见引进速度之快。文章中段以大量笔墨宣扬自行车在“外国地方”的利用情形，谓之不仅“力过于马也”，而且已经装备外国军队。此文结语“即中国行长路，客商尽可购而用之，无不便当矣”，一语点破最终目的是在华推销自行车。
自行车的普及不仅可以“娱畅心神”，而且成为寓有深意的文明奇器。不过，此时传入中国的自行车在技术上还不完美，尚不能作为完备功能的代步器械，只是闲时游戏娱乐的工具。
邮政警务部门“标配”
最早在1911年，上海的邮政部门从英国购入100辆自行车，开始用自行车投递邮件。这是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第一次投入公用，从此自行车有了私用和公用之分。之后，其他城市效仿上海，公用自行车数量不断攀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中国城市的邮政局、电报局、电话公司、公用局、警察局等机关为执行公务、提高办事效率，都给职员配备了自行车。
而私用方面，主要是普通市民从市场购进，作为代步和运输工具使用。这里包括各个洋行的职员、各大学堂的教师学生、各家报社的记者，等等。但无论公用、私用，他们都被归类为自行车阶层，与汽车阶层和人力车阶层有明显区分。
著名记者、作家萧乾写于1934年秋天的散文《脚踏车哲学》中，以独特敏感的笔触刻画出了当时北京城市道路上骑行者的种种样态。比如，税局科员的“鹰牌”自行车往往亮得像银条；速度最快的是电报局科员，“只要登上车，他便飞下去了”；老实本分的骑车人多半会骑在路边，手指总勾在后闸的机关处，准备可以随时停下。
日常生活所需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上海的公共交通几乎陷入瘫痪。由于汽油的缺乏，至1942年1月10日上海公共汽车完全停业，电车业“亦受电流节省计划影响，而实行减少车辆，缩短时间”。自行车作为不需任何能源就可通行无阻的轻便交通工具，优势显露无疑，需求与日俱增，成为此时马路之上最为流行的交通工具。
川流不息的自行车大军中，既有像周璇、陈云裳、童月娟、韩兰根、顾兰君这样的电影明星、知名导演，也有提供勤务、送信、物流等服务的普通大众。自行车保有人和骑行者的阶层鸿沟被填平，很难在城市街道上再以交通工具为标志区分社会群体。
不同于名人在“时髦与拉风”的自行车装饰上所下的功夫，普通市民更愿意在自行车的实用性拓展方面花费脑力。在战时物资紧缺的环境下，一般的自行车应用已经不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于是马路上出现了许多形式不同、功用各异的自行车：有三轮单坐的，这是仿效机器脚踏车的样子，在车旁挂上一只坐篮，不过坐的人未必怎样适意；有四轮的，坐车的式样仿人力车，挂在自行车的后面，这在搭车的人就比较来得舒服；有三轮车，后部仿马车的式子，可以并坐两人，驾驶的人在前面，和三轮送货车相仿，搭车的人如坐在马车上一样宽敞，这就更为进步了。至于运货方面，听说亦有新式的在制造，一次可以运送千把斤的货物哩！
总之，国人的日常生活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行车先为通商口岸的民众所接受、熟用，渐渐遍布于近代中国的各个城市之中。骑行者与自行车的故事涉及范围极其广阔，上至王公贵族、富商巨贾，下至黎民百姓、贩夫走卒，甚至连末代皇帝溥仪都曾为骑行便利，而锯掉了百余年来横搁在紫禁城宫门中的门槛。
(《解放日报》7.26 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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