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钱锺书：“我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

    在近现代学人中，钱锺书应是复信最勤、最多的，他流布海内外的书信数量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按杨绛先生的说法计算，后二十年一天平均写信三封，流散于外的信札有两万封之巨（这还不包括1978年前的）。

　　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钱锺书走出国门访问意大利、美国、日本以及出版《管锥编》后，学术界对他的兴趣与日俱浓，而随着1980年小说《围城》的再版畅销与1990年电视剧的热播，钱锺书的读者渐渐从少数象牙塔中人增至普罗大众，大量粉丝的各类来函从四面八方雪片般飞进钱府。

　　1982年钱锺书当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不相识的人来函求推荐、作序、题词等也多了起来。读信、复信遂成了晚年钱锺书一项重要工作，连他自己都感叹“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杨绛先生说：“他每天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每天第一事是写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

    杨绛不同意出版

　　近些年来，钱锺书的信札早已违背其当初意愿，被别人各怀目的地拍卖和发表。2013年，香港书商李国强欲拍卖钱氏手札一事被炒得沸沸扬扬，甚至惊动了百岁老人杨绛。据报道，此次准备拍卖的钱氏手札有66封之多，有媒体吹嘘跟风道：“66封钱锺书与友人往来的书信手稿首次曝光，是钱锺书研究近几十年来的重大发现。”

　　其实自言大量拥有钱氏手札者大有人在。香港的宋淇先生与晚年钱锺书书信来往密切，去世后留下一大批钱氏手札。其子宋以朗透露，宋淇与钱氏夫妇的通信，由1979年开始一直写到1989年，10年间共有138封。台湾学者汪荣祖先生说他保存着75封信，曾征求过杨先生的意见，表示不会发表。陆文虎曾收集、整理和编选过一册《钱锺书书信集》，大约征集了各类书信300多封，本拟收于三联版的《钱锺书集》中，但因杨先生反对，这册书信集最终没有出版。

　　杨绛先生曾说，放弃汇集书信的设想，实际上是出于对读者负责的态度。钱锺书先生散落世间的书信数量巨大，现在全部收齐办不到。至于只挑小部分出版，选择标准也不易制定。况且，他的信多为回复来函的普通书简，没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即使个别书信涉及学术问题，内中观点也已在他的著述中详细阐明，不必再收入文集。

　　翻译家宋淇曾说过读钱锺书信的感受：“读来信是人生一乐，妙语层出不穷，智慧与幽默共存，而书法圆浑自如，已臻化境，赏心乐事，莫过于此。”钱锺书给他的信用毛笔、圆珠笔、打字机的都有，似乎信手拈来，语言主要是文言文，只有第一封是全英文，但实际上每封信都点缀着多国语言，字体是行草之类。宋以朗说：“看他用毛笔写中、英、法、德、意、拉丁文，广东话，我其实真有点头痛。”有段时间因为钱的信太短，加上圆珠笔字迹较难认，不便保存，宋淇竟给钱锺书寄来了一包好笔好纸！

    那些无穷的“后患”

　　钱锺书不厌其烦地复信、题签，使他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与理解，满足了一部分粉丝的“追星梦”，也确实激励了一大批青年学人的成长，甚至成了他们的精神导师。但与此同时，这些当初根本没有预料会被拿去拍卖和公之于世的私信也给钱锺书留下了“无穷后患”。

　　钱锺书这些被拿去拍卖的私信，其实最大的问题还不是金额的问题，主要是私信的内容被别人误读和利用，一些不适宜公布的私论被拿到桌面上来，使“一束矛盾”（钱的自嘲语）的钱锺书形象凸显了出来，让钱家人尴尬，让钱锺书的公众形象受到质疑。杨绛先生认为，钱锺书许多随手而写的书信，行文中有属于自己的隐私，现时发表未必合适。

　　钱锺书的处世方式在他的私信中一览无余，夏志清认为钱：“写信太捧人了，客气得一塌糊涂。”“待人过分客气”。尽管如此，有人置之一笑，有人却将其奉为圭臬，以之炫人。

    “浮名害我”

　　复信过多、过勤，造成另一个连锁反应是鼓舞了更多不相干者的来函，以及种种未及预料的访客，使晚年钱锺书应接不暇，苦不堪言，耗费了他大量精力、心力和时间。他在给友人信中说：“客多信多，干扰工作”。（1982年与许渊冲信）

　　钱锺书的身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尚可，那时正值壮年。但“文革”开始后，历经批斗、下放干校、“逃亡”等诸多不幸，加之老年人的常见病，使他的身体渐差。哮喘、喉炎、肺气肿等都是老毛病，睡眠也不是很好，后期还患有前列腺炎，时常起夜。每年最难度的是入伏之后那三十来天，以及立冬前暖气没来的那十几天。每次一得感冒，必然引起哮喘，要半月二十天才缓过劲来。但“文革”后期，在身体状况差的情况下，他仍坚持整理出皇皇巨著《管锥编》。可是在《管锥编》出版后的二十年时间内，虽然生活无忧，声名鹊起，他却再也没有完成大部头著作。

　　在私信中，钱锺书对虚名的利害发出了切身的感叹：“虚名之带来实害，如是如是！”（与沙予信）“浮名害我，不得清净！”（与臧克和信）

　　（《新民晚报》7.18、19钱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