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打假人超市调包

　　调包香烟是打假中最常见的套路。

　　在一段超市老板提供的监控中，有两男子进入超市买香烟，售货员拿出一条红色香烟放在柜台上，然后转身拿别的东西。穿黑色外套的男子迅速将香烟揣到自己怀里，另一男子从怀里掏出一样的香烟放在柜台上。随后黑衣男子离开超市，疑似出去放货，回来又要求再买一条。然后，两人互换着重复调包、出门、回来；再要货、再调包，短短的13分钟内，他们调包了六次，最后没买任何东西就离开了超市。

　　此后，两人再次出现在超市，买回之前调包的假烟，并向超市索赔。因有视频为证，索赔没有得逞。

　　4月10日，北京昌平某镇超市突然来了食药所工作人员。称有消费者举报，在超市购买的价值10元的豆奶粉已经过期。4月19日，超市老板罗云接到通知前往食药所。她发现，被同一时间举报的还有其他8家超市。

　　罗云回忆，几位到场的超市老板都有些愤愤不平，认为遭遇了“敲诈”。但如果不接受调解，针对自身被抓住的“短处”，处罚金额又远远高于协调金额。最终罗云选择“私了”。

　　“到超市里寻找快过期商品，找到后藏到犄角旮旯，过几天，产品一过期，再把它拿出来。”职业打假人陈陆（化名）透露，那些单独行动的打假人往往以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挟超市，并且屡试不爽。

　　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本是一条有利于约束商家的法规，现在却被某些打假人钻了空子，成了他们发家致富的“杀手锏”。

　　与罗云一起接受调解的8位老板，均被举报出售的商品存在问题。如果不接受调解，都将面临处罚。“‘调解’有一个先决条件，需要双方同意。我们的原则是，能罚款一定罚款，既让超市长教训，又要控制恶意打假人收钱的意愿。”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食药所所长栾辉告诉记者。不过，栾辉也承认，有些情况下他们还是倾向于调解的：“罚款额度太高，有的小超市一年就赚几万元，根本无法承受。”

　　对此，有消协人士介绍，确实有一部分打假人属于恶意的“混钱”行为。如果维权部门不能够满足他们的价位，他们就会进行行政复议，甚至行政诉讼，在这个过程中，相关部门就要陪着复议，这极大地浪费了本应用于普通市民消费维权的行政资源。

　　职业打假人陈陆从事打假近10年。其间，他看着北京职业打假团队发展壮大，但也多以单打独斗为主，偶尔各个打假团队之间会有合作。在团队内部，每个人会做好分工，有人专门负责进超市购买问题产品，有人专门负责投诉。目前陈陆的团队已经很少涉及线下超市的打假，而转向电商打假。陈陆的打假团队深知敲诈和索赔的界限在哪儿。

　　对于业内比较知名的打假人，通常会被厂家雇佣为保护人。陈陆的打假团队就曾被国内某大型制衣企业“包养”，每年发放红包，红包数额从数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除现金外还会奖励汽车。如果遇到其他打假人打到了他保护的企业，则由他出面协调，帮厂家解决麻烦。这种看似正常的雇佣关系，其实带有浓厚的“封口费”性质。

　　陈陆总结，现在打假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打假确实有利可图。

　　（《新京报》7.25 卢通 施锦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