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中国的“盖世太保”

    他有着献身国家、领袖的愚忠。也许蒋介石需要的就是他这种“奴才中的人才”，或说“人才中的奴才”。

    戴笠是一个曾让很多人闻之色变的人。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他指挥的军统搜集了大量情报,并除去了很多反叛者、颠覆者，为蒋介石除去了很多政敌。他被称为“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

    大多数人以为戴笠一类人是人群中的特例，是莫测其威仪心智的神秘者、非常人物。这其实误解了戴笠及其“同志”，戴笠们是很平常的，甚至可以说，这种人在我们的社会里无处不在。无论出身如何，他们知道要努力成才。这种成才，可以解读为胡适之说的，努力争取个人的自由，也可以解读为求功名富贵。总之，是要实现自己，成就自己。因此，他跟一般循规蹈矩的读书人不同，尽管他的成绩也很优秀，他却不守成规、嫖赌成性，一度被学校开除。

    在穷困的日子里，戴笠也不曾忘记自己的志向，不曾改变自己爱整洁的生活习惯。哪怕是俗艳廉价，他也总要保持衣冠楚楚。比方说，在杭州混饭吃时，他只有一套夏装。为了保持整洁，他通常在西湖边找一块无人之地，脱下上衣和裤子来洗，然后把衣服晾在一块有太阳的岩石上晒干，自己在一边替帆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的一样。而也就在这种一般人都觉得尴尬的穷讲究中，他结识了终生的朋友——当时他的小学教师、后来成为蒋介石门生的胡宗南。“他们各自在对方身上看出了自己对权力和地位无限的渴望”。

    戴笠不仅有生活目标、理想，也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理想而艰苦付出。在他三十岁时，听到“革命朝气在黄埔”的说法,就自改其名，取《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之意立志，更名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这种吃苦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甚至到他成为蒋的心腹之后，他仍然身先士卒，事必躬亲。为了北伐收集情报，他常一个人奔走四方。当时共事的同学徐亮回忆说:“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

    抗战军兴，戴笠已位高权重，但他在淞沪之战中，白天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并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晚上，他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他却犯险如常。抗战后期，戴笠屡次化装深入日伪区，检查工作。当时，日本人对他的人头悬赏金额，在对毛泽东悬赏之上。

    戴笠谍报功绩的顶峰是20世纪40年代，其谍报网络在鼓浪屿率先破译日本将袭击珍珠港的情报，并报美军海军部，但被美军一笑置之。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军才意识到戴笠的厉害。乱世行权，何况抗战。在抗战中,特工工作的重要性也为一般人所理解，戴笠也开始为人们刮目相看。据说，戴笠遇难后，举国哀悼，就是他过去的敌人，也都在“追悼”他。有一个说法是,周恩来在中共的会议上说:“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一般人多注意他的狠毒狡猾、奢靡生活,却没有注意到他是提着脑袋做事。他的心路历程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只是身逢革命年代，他有着投机者的理想和革命者的献身精神。比如，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地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问他，武器、经济都差得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

    戴笠读书不多，却坚守了忠孝的观念。他的母亲把他养大，在他成为“杀人魔王”时，他仍对母亲十分孝敬，甚至要部下向其母亲学习，学习她管理繁杂事务的能力。而在他的特工生涯中，他也有着献身国家、领袖的愚忠。也许蒋介石需要的就是他那种“奴才中的人才”，或说“人才中的奴才”。

    说到底，戴笠这一类人，怀着成就功名的用世之心，并非自己力挽狂澜地救世，而是躲在政权、领袖的羽翼下，借助于专政的机器为所欲为。他们的忠已经超出了道德的范畴，只是某种工具或打手。他们自认为行事不受道德的束缚，但他们是不道德的。他们自认为是菩萨心肠而行霹雳手段，其实他们已经泯灭了正当的人性。他们自认为是人才，其实他们是人格永远立不起来的奴才。

    因此，可以说戴笠没有人格，他的内心是扭曲的、病态的、残忍又卑怯的。

    (摘自《盗火与革命》余世存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