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笑的三重奏

    《儒林外史》的突出成就在于对现实作喜剧性的讽刺揭示，表现假恶丑的可笑可鄙可悲。第三回《范进中举》大家都很熟悉，其中出现了三种不同音调的笑，组成了笑的三重奏。

    第一重奏 明朗的笑：势利而滑稽可笑的胡屠户

    胡屠户堪称中国古典小说中滑稽形象的典范。在范进中举前后，他对范进这个女婿的态度陡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中举前他骂范进：人家中过举的张府、周府上老爷都是“方面大耳”，而你呢，“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举凡轻蔑人时，一般说“你该拿镜子照照”，进一步或说“你该找水面照照”，而胡屠户却说“你该撒泡尿照照”，连在水面照都不够格，轻蔑至极，刻薄至极！奚落人时一般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胡屠户说“想天鹅屁吃”，这又是极尽鄙薄挖苦之能事，范进连癞蛤蟆的资格都没有，根本就不把范进当作人，有尊严的人。中举后却说：“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同一个范进，中了举人就嘴也不尖了，腮也不像猴了，这就是一种尖锐的、鲜明的对照。

    “贤婿”是老丈人称女婿，“老爷”是奴才对主子的称呼，把这两样不伦不类地加在一起，本身就极不和谐。怪不得有人嘲笑胡屠户是“造词能手”。这一句称呼就把胡屠户的奴性、势利，讽刺得淋漓尽致。

    前倨后恭是势利的突出表现。刚刚中举，范进的才学没有变，品德也还来不及变，什么变了呢？是地位，可见胡屠户衡量人的惟一标准是对方的地位。待人处事没有一个道德评价作底蕴，只以势利作标准，这就把自己人格中最卑劣的品性暴露得一清二楚。这种人在奴才面前是主子，表现就“倨”，在主子面前是奴才，表现就要“恭”。不是一般地“倨”和“恭”，要“倨”得可恶，“恭”得肉麻，前后才能形成鲜明、尖锐的对照。对照越鲜明，不和谐就越尖锐，讽刺就越有力、越深刻。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辈份是很重要的。岳父称女婿老爷，就像父亲称儿子老爷一样，是天大的笑话。这一句称呼就把胡屠户的奴性、势利，讽刺得体无完肤。

    为了使不和谐进一步尖锐化，吴敬梓巧妙地运用戏剧性的嘲弄手法。正当胡屠户对新贵人怀着无比敬畏之心，胁肩谄媚唯恐不及的时候，作家故意难其所难，针对他的市侩心理出个难题：为了使发疯的范进恢复常态，需要胡屠户亲手去打这位老爷一巴掌。这样的情势给胡屠户提供了绝妙的喜剧舞台。如果在过去，他眼睛不眨就可以打下去，但在今天，这简直是要他的命！他说得很坦白：“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但情势已经摆好了，这个光荣的使命非他莫属。没办法，他只得连斟两碗酒喝了，借酒力壮了壮胆，这才勉强“将平日的凶恶样子拿出来”，冒着被罚到十八层地狱的危险，硬着头皮去把范老爷打了一下。说也灵，果然立刻觉得“菩萨计较起来了”，登时手就发颤。不想不打紧，越想手越疼，竟至于弄得“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不得不“向郎中讨了个膏药贴着”。

    写胡屠户是一石双鸟，一箭双雕。一方面是抨击鄙俗的社会风气，一方面是揭示造成范进悲喜剧的社会原因。像鲁迅说的，由小康之家跌落的人，对炎凉世态感触最深。吴敬梓和鲁迅自己就是这样。吴敬梓屡屡以笔作刀解剖势利，无比犀利。

    第二重奏 含泪的笑：可笑可悲的范进

    对胡屠户的笑是滑稽的笑，对范进的笑则具有一种悲凉的色调，是含泪的笑，其中隐藏着深沉的哀痛。这是《范进中举》笑的三重奏中的第二重奏。

    中举对于封建士子来说是鲤鱼跳龙门，是时来运转大翻身的天大喜事，但吴敬梓首先不是写范进如何荣宠，而是写他如何发疯；不是写他如何脱下布衣换上官服，夸耀乡邦，而是写他洋相出尽贻笑邻里。请看他中举发疯的狼狈相：走出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

    我们也忍不住笑：天大的喜事变成飞来的横祸，无上的荣宠却需要挨打挨揍，科举选拔的“真才”竟是一个疯子，“为国求贤”的“抡才大典”不过是一出令人捧腹的滑稽剧！从这些不和谐的音调里人们听到的是嘲笑。

    但吴敬梓并不以写出表面的可笑为目的，并不停留在写滑稽剧、闹剧，他从范进同周围人物之间的关系着眼，深入地揭示发疯的社会根据和心理根据，揭示了范进的病症历史，使《范进中举》成为一份精确的病理解剖报告。胡屠户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活动的，从他对范进的挤压，反映当时的社会以有形无形的巨大压力，催逼士子“舍着性命”去爬举业的阶梯，爬不上去，哪怕亲如翁婿，也要从精神上拳打脚踢把他踩在脚底。与胡屠户的趾高气扬恰成对比，几十年的科场蹭蹬造成范进浓厚的自卑感，社会习俗的折磨已经养成他自轻自贱逆来顺受的卑怯屈辱和麻木不仁，他已经丧失自我，任凭胡屠户如何叱骂侮辱，他只有“唯唯连声”，捺定性子，以万劫不复的奴才性格默默忍受。他的性格反映出科举重厄下落第文人的辛酸悲苦。

    出榜那日，几十年来郁结心头、热切盼望却又不敢置信的事蓦然实现了，眼前突然冒出来的巨大惊喜同几十年来的惯性运动相碰撞，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范进脆弱的神经已经不起撞击，不得不分裂了。这种发疯，看似畸形的例外，实则具有无比真实的典型力量，反映了科举制度被剥开的本质。作家是从几十年的屈辱来写这喜极的一刻，从这喜极一刻的发疯写出历久以来的悲辛；这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练的艺术。

    看到范进的狼狈神态和猥琐心理，人们脸上会现出一缕笑痕，但这种笑却与快乐无关，作家写出的不是个别人物偶然的卑琐可笑，而是精神受到严重戕害的受伤的生灵，他要揭发控诉不合理的等级制度把读书人折磨毒害成什么样子！这种对于可悲的人间喜剧的嘲笑，在笑影后面闪动着滚烫的眼泪，是含泪的笑。用喜剧方式表现的悲痛比用悲剧直接表现的悲哀可能更加深沉。这是艺术辩证法。

    第三重奏 严冷的笑：范进从可悲转而可憎

    如果说范进中举前，主要从胡屠户对他的轻贱表现他的辛酸，流露了作者对他的哀怜；那么，中了举变成老爷后，作者则主要写在张静斋的教唆下，范进如何一步步蜕变，笑声里哀怜的音调就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严冷灭裂的讥讽。特别是对于欺压平民的张乡绅，作者满怀憎恶，向他喷射讽刺的烈焰。

    张静斋拉拢新举人，就像投机商抢夺奇货，从县城到范家四五十里地，他“闻报即来”，动作之迅速，使人竟以为是作者疏漏了。他慷慨解囊，又是赠银又是赠屋，貌似好交游敦友谊的样子。然而，作者不声不响地夹写了他为侵占田产而设计讹诈僧官的阴谋，其品行为人就已昭然若揭了。他今日之不惜重价，只不过是在新贵人身上投资，为了他日可以从中牟取暴利。他对范进的提携指点，实际上是腐蚀教唆，把原来尚不失拙朴的八股腐生，俘虏到官僚劣绅阵营中来，濡染成他们的同类。

    范进也没有辜负他的引路人，居丧期间张静斋教唆他去高要县知县汤奉处打秋风。如果说，一开头他尚有犹豫，“不知大礼上可行得？”那么，经过张静斋的一番言传身带，他的脸皮很快就厚起来了，在张静斋的“礼有经，亦有权”的理论指导和实际导演下，他出色地扮演了一出吃大虾元子的丑剧：按照当时的丧制，居父母丧应当不饮酒、不吃荤、穿孝服、不远出，范进在母亲刚刚去世的热丧期间，不但远出打秋风，而且脱下孝服穿着吉服去见汤知县。这已经是严重违制了，但在知县的宴席上，看见摆着银镶杯子和筷子，他却要退前缩后扭捏作态不肯用。知县不解其故。张静斋笑道：他遵制丁忧，不能用镶银的杯子和筷子。知县连忙叫人换了一个瓷杯子、一双象牙筷子来。范进还是扭扭捏捏不肯用。张静斋解释说：象牙筷子也不能用。知县叫人换了一双白颜色的竹筷子来，范进才肯用。知县心里着急：他居丧这样严格尽礼，如果不吃荤菜，那就糟了！后来看到范进“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这才放了心。鲁迅激赏这段描写：“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

    接着，张静斋在汤知县面前谈古论今信口雌黄，范进也不甘寂寞。这时范进已经学会胡吹瞎扯大言不惭，与张静斋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了。作者向他们射出尖利的讥刺之箭，进行无情的鞭挞。

    吴敬梓的讽刺，不是泄私愤，不想投时好，而是出以公心，对胡屠户，对范进，对张静斋，态度各有不同；对同一个范进，以其发迹蜕变为界，前后感情也不一样。他能够度量讽刺对象的质地和尺寸，分别用不同的态度和感情，轻捻重拨，弹奏出不同音调、不同性质的笑声，组成笑的多重奏。

    （《中华读书报》7.20 李汉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