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画界精英风云

    “文革”之后，中国美术界的第一件大事，是“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的来华展出，时间是1978年3月到4月。展出地点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二楼东南大厅。这是“文革”后外国西洋名画来华的第一次，政府极为重视，决定选拔一些优秀的中青年画家在画展期间临摹原作。受命参加这次临摹工作的有夏葆元、魏景山、陈逸飞、王永强、赵渭凉等十几位当时上海著名的油画家。

    夏葆元：素描信手而来

    夏葆元清高，从不钻营拍马，因其性格毕业时被嫉贤妒能的红色领导分配到工艺美术研究室任艺术指导，与专业绘画脱节。除了1971年底被选参与《黄河组画》创作外，到八十年代初那么漫长的岁月，一直无缘参与题材性的油画创作。于是，葆元便攻素描，犹如肖斯塔科维奇无法写自己的交响曲而攻于四重奏一般。葆元的素描信手拈来，处处可见他的才气，笔笔但见他处世淡然之性格。

    在他家中与他单独相处之时，谈着谈着，他会拿起笔来。整个七八十年代，葆元用炭精条所作的许多人物写生成了画界追崇的榜样。那时候，外界一大批学画的，都捧着二三版模模糊糊的葆元素描照片临摹。

    葆元1981年第二次为我妻子作画，作为给我结婚的礼品。葆元曾先后借此画于三处展览，也曾在上海的《美术丛刊》发表，取名为《新娘》。魏景山对此画推崇之至，认为这是葆元那个时候最好的一幅画。

    魏景山自画像

    魏景山，一个完全的艺术家，为人忠厚诚恳，从不把名利地位放在心上，他的作品历来受绘画爱好者崇拜。

    与陈逸飞大刀阔斧的苏派绘画风格截然不同，魏景山刻画细致含蓄、充满人文气息的抒情。尽管他们师出同门，但景山似乎从欧洲绘画与音乐中吸取了更多养分，加上他卓越的艺术气质，使他的绘画与那般苏派风格的同学拉开了距离。景山对艺术的追求，犹如他在描写中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巨幅肖像画一样，远离政治纷争而专注于艺术。在画布面前，景山只想到如何刻画才会更令自己满意，而从不在意名利地位与座次。真正的艺术家本应是这样的，不是吗？

    林旭东：电影理念比绘画更强烈

    林旭东的素描，尤其是他画的石膏像素描，绝对是国内美术界的极品，无人可比。旭东出生于国外，幼时随父回国，“文革”插队时既已名声大噪，“文革”末期与葆元一起合作连环画使他的名字更为响亮。旭东具有导演天赋，他脑中的电影理念比绘画更强烈。旭东与葆元的连环画创作，旭东是总策划。但旭东的绘画艺术有时会有较大落差，偶尔会出几张似乎颇为幼稚的作品。这种奇怪现象后来在他报考中央美院时引起一些人的疑问。

    那年，他的考龄已到极限，但考绩仍不甚理想。一日，美院孙景波教授见门房老头拿了一叠未录取通知书和退件正要寄出，见旭东的也在其中，便说：“此人的不能退，他若退了，以后我们中央美院会丢脸。”

    张充仁：人们在老先生的画前观赏良久

    从“文革”晚期开始，父辈一些资产阶级亲友开始相互走动，我家成了上海几个艺术家们常来常往的艺术沙龙之一，好些当红的青年画家和作家都在我家看到过一幅油画，那是张充仁先生1944年所作的《大理花》。

    记得陈逸飞站在画前看的时间最久，并说还是老画家的东西好；韩辛首次看到该画，对竟然能在此见到张的旧作感到十分惊讶和兴奋；葆元用他那惯常的调侃语气说：“哦哟，还是原作诒哉。”好些人都为我家经过“文革”清洗还能保留此画感到庆幸。

    法国画展已过去了多年，以上我讲的几位当年上海美术界人物中除了林旭东，其余几位都在80年代先后赴美，经过多年打拼后又先后重返故土，集居于曾经奋斗过又辉煌过的上海。他们中的逸飞已独自先行离去，当年叱咤风云的精英们也都已是花甲以上的老人了。

    （《北京青年报》7.18 章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