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胄先生二三事

    ■韩天衡

    手不离笔

    与黄胄先生相识是在1963年。当时海军部队开画展，由于我有参展作品，便到了北京，有幸认识了黄胄先生，彼时我才二十出头，黄胄也就36、37岁的样子。

    当时黄胄先生还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创作员。由于不用坐班，白天我便经常去他家里学习。他的家在羊坊店，极普通的公房，印象中是二楼。进门的墙上挂着陈伯达书写的丈二匹的四个大字“道法自然”，把这堵墙塞得满满的。

    一位出色的画家，天赋与勤奋缺一不可。黄胄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勤奋。我曾开玩笑说，他除了睡觉之外，手里永远离不开竹子，吃饭时是一双筷子，其余的时间是抓着一支毛笔。手不离笔，是他日常的状态。无论什么朋友来看望他，甚至是他的长辈画家、领导来看望他，他都只顾画画，头也不抬，只是说：“你好啊!来啦!”从不放下画笔，更不起身倒茶。

    解放初，二十出头的黄胄先生从新疆调到了北京，向时任中央美院院长的徐悲鸿先生提出了去美院学习的想法。然而，徐悲鸿先生敏锐地看到了黄胄超人的天分，对这个画坛晚辈已经形成的风格暗自欣赏，而学院派的条条框框或许会限制了他的艺术创作，便善意地婉拒了他。

    画毛驴堪称一绝

    黄胄先生画毛驴堪称一绝。一个大的清水笔洗，一支干净的大羊毫笔，就这么在水里蘸几下，饱含清水以后，濡一点淡墨，然后或轻或重，或急或缓，或大或小地一个块面一个块面地往宣纸上垛。这个过程，黄胄先生熟练到不需要看画面，可以随心地和你相视聊天。而宣纸的特点使每一块面间按下之后会产生水痕，当那些大大小小的块面堆垛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他才把目光移回纸上，根据画面上种种形态的浅墨块面，用焦墨点上驴眼，驴嘴上牵的绳子，再将驴蹄一勾，简单几笔，匹匹生动的毛驴跃然纸上，站着的、躺着的、跪着的，一群栩栩如生的毛驴就呈现了出来。

    上世纪60年代初，黄胄先生已成为中国画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较长时间里，中国画是式微的，甚至于很多画家都去画连环画小人书。然而，黄胄先生是个例外。他是一位出色的人物画家，完全可以用如椽之笔表现新中国的重大政治题材，无论是画新疆的风土人情，画草原欣欣向荣的动人风貌，画节庆举国欢腾的热闹场景，都契合当时时政题材需要。

    记得他堂哥梁斌撰写小说《红旗谱》，曾邀请他为其绘插图，女主人公春兰美俏聪慧的形象，感动过整个社会。当时在北京荣宝斋出售的在世画家的作品中，没有一位的作品价格可以与他的比肩。齐白石先生的扇面5元一张，李可染先生的山水画60元一张，而黄胄先生的人物画则标价在60元至90元，且人见人爱，需求旺盛。

    平民气质

    即便当时在画坛有如此地位和声誉，黄胄先生依旧不自负、不自矜，没有一点儿架子，他长相朴实，皮肤黝黑，身板宽厚，两条宽宽的眉毛似两锭乾隆墨贴在眼睛上方，炯炯有神，像个打铁匠。

    一次从故宫读画出来，黄胄先生拉我到北京西单的一家饭馆，是夫妻老婆店，店堂很简陋，我们找了个长板凳坐下吃饺子。这时，老板娘扯着嗓子喊：门口的大板车是谁的，挪个位置，好让人家的车拉走。黄胄先生便接口道：我的，等我吃完饺子再说。那女店主信以为真，又拉又扯地要黄胄帮个忙。黄胄先生是个朴实且幽默的人，他的平易为人不会让人感到和他有距离，对上对下、对权贵对小民都一视同仁、言行合一。

    病榻上咬牙作画

    “文化大革命”中黄胄先生是第一位被揪出来的画坛人物，这十年间，黄胄先生遭受到的身体以及精神上的折磨无法想象。随着“文革”的结束，黄胄先生也重获新生。但由于“文革”期间受到无情摧残，苦难的生活使其情绪低落，加上先生嗜酒，到后期，他的十个手指关节僵硬，已经不能正常地握着毛笔作画。

    还记得1973年，我去北京看望他，他住在友谊医院治疗，病榻上的他咬紧牙关，将每个手指向后倒掰，痛得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然后，用手指关节夹起画笔，看到旁边《人民画报》上有好的图片，就像写真一样画起来，对绘画的热爱，黄胄先生是深入骨髓的。

    黄胄先生一生惊险跌宕，像坐过山车一般，但他始终怀有一颗乡土气十足的朴质之心。曾听朋友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个陌生人来找他，进门就跪下，说：请您无论如何帮帮忙，家里老人死了，买不起棺材。先生二话不说，便拿给对方两幅画：“到荣宝斋去换钱吧。”

    （《文汇报》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