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大学文化论争的根由

    1910—1920年代的中国，由于民国初肇、政治权力多元而形成了一种相对自由的文化思想空间。其中引人瞩目的，既有“新文化派”的引领风尚，也有“学衡派”的应时崛起。两者分别依托作为南北大学（学术）中心的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高师），展开了一场时空略有错位的文化论争。

    无论北方的新文化派，还是南方的旧学衡派，并非如表面定义的“新旧之争”，实际上他们都是新派人物，其根本则在于仰仗其留学西洋的背景——胡适、吴宓、梅光迪等人都曾赴美留学，却因具有不同的师承关系、知识结构和文化理想，逐渐从切磋学问的“同学少年”转变为势如水火的“论战双方”。

    从最初的思想歧异来看，内中潜藏的是不同的西学渊薮——杜威的实证主义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在各自的中国学子身上的传承；表面的场域博弈，裹挟着对立的文化立场——对中国传统的价值判断和对文化运动的自觉担当，注定不会让已声势不凡的“新文化派”一家独大；看似意气用事的南北之争，较量着知识的话语权力，大学之间的对垒与学人私下的交谊掺杂其间；而关系重大、影响深远的“真理之辩”，则直指西方文化的理解维度与中国传统的转型路径，毕竟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有着高下之别。

    但无论是在“激进”名目下的实证主义选择，还是在“保守”名义中的新人文主义倾向，中国面对的都是学人设计的西方路径。在对中西问道、上下求索的回望之中，文化的不同面相一一显露。从学人的相敬相诤到学理的相诘相争这一历史图景中，人们既可以摹画出现代中国异彩纷呈的文化风貌，也有助于反思和探讨二元对立的历史叙事是否适合中国现代思想的发展；进而提示知识界，一方面需要理解前贤在历史场域中无可奈何的博弈之举，另一方面更需要立定求知寻道者的身份，回归到最根本的知识人身份。

    （《南国学术》2016年第2期 叶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