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年西花厅岁月

    今年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曾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担任秘书37年的赵炜，讲述了周恩来总理夫妇的点点滴滴。

    夫妻用传字条的方式交流

    1955年3月，23岁的赵炜被调到总理办公室工作。她在西花厅工作了一个月，才偶然碰到了散步的周总理和邓大姐。“我当时想，怎么办？走还是不走呢？其实我当时很想见总理一面。但见了也没想好说什么，只好站在那里。警卫向总理介绍说：‘这是财经组的赵炜。’总理和我握了手，问我哪里人。我当时很紧张，说话声音像蚊子一样，手心直冒汗。”

    在赵炜眼里，这对革命夫妻的感情始终十分融洽。他们之间互相关心，从形式上看，邓大姐关心总理要多一点。但在周恩来总理工作之余对邓颖超的关心可谓细致入微。每次工作完回到家，首先问“大姐在哪里”，如果邓颖超没睡，他会过去和她聊聊天。如果她已经睡觉了，他就换上拖鞋，走路轻手轻脚。

    周恩来与邓颖超各有一间卧室。邓颖超的作息极有规律，每天晚上11时前准时睡觉。经常是周恩来回来时，邓颖超已经睡着了，邓颖超起床时，周恩来才开始休息。

    虽住得很近，但两人仍得用传字条、打电话这样的通讯方式沟通。邓颖超常写纸条让值班卫士递给总理，上写：“恩来同志，你应该休息了。”或：“恩来，该起来活动活动了。”等等。

    夫妻一致反对维修房屋

    赵炜回忆说，周恩来原则性非常强，他的办公室，就连夫人邓颖超也不能随便进。总理还对数字特别认真。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他要掌握炼钢的进度。在总理的办公室，竖着一块大黑板，上面有全国炼钢的数据，我每天要在总理起床前，将更新的数据写在黑板上。有一天，周总理发现上面有个数据不对，我就回办公室取了表格重新核对，结果数据没错。总理知道后说：“那你对了，是我记错了。”当总理问你问题，你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能不懂装懂，你不全知道时，你可以说我回去查查。你如果说“大概、也许、好像是”，那肯定不行。

    但对待生活，周恩来更像是一个朴实的老百姓。由于生活简朴，西花厅一直没有维修。1959年，国务院决定对西花厅进行维修，但这遭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反对。经过组织同意，在他上班时，把他房间维修了一下，周恩来回来一看，灯换了，铺了地板，他很生气，不住了。“邓大姐问新窗帘谁让换的，我说我让换的，旧窗帘放水里一提溜都不行了。她说：‘不还有行的吗？’我说，行的那也不能一块白一块黑啊。她又说：‘必须用旧的。’我没办法，只好把我办公室那窗帘换过来，我用新的，旧的给他们。这事才算解决。”

    总理临终前的嘱托

    1975年11月，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手术的周恩来点名让赵炜陪邓颖超到医院。跟邓颖超进了病房，周恩来低声说：“赵炜，咱俩握握手吧！”赵炜赶紧说自己手凉，不用握了，但周恩来却坚持说：“要握。”赵炜伸过手去，周恩来说:“你要照顾好大姐。”

    1976年1月8日，是赵炜这辈子最难忘的一天。平常邓颖超都要到医院，那一天，她说，昨晚回来时总理的情况还可以，就让赵炜打个电话到医院问问情况。8时多，赵炜打电话到医院，对方说还可以。但半小时之后，医院那边来电话，说：“赵炜，不好了，赶紧过来。”赵炜当时一听，腿都软了。她强忍着悲伤，陪邓颖超上了汽车，向305医院驶去。上了车，她才跟邓颖超说：“大姐，情况不太好。小高让我们快点。”邓颖超加紧了脚步，进了病房，医生、护士都在那里大哭。9时57分，总理停止了呼吸。没来得及跟丈夫作最后告别的邓颖超扑在周恩来身上，抽泣着喊道：“恩来！恩来！”

    周恩来去世后，赵炜专职担任邓颖超的秘书。在此后的17年，邓颖超和赵炜朝夕相处。她不敢忘记周恩来临终前的嘱托。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辞世。遵照邓颖超遗愿，赵炜用装周恩来骨灰的骨灰盒捧回了邓颖超的骨灰，撒入海河。

    （《广州日报》7.8 肖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