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永不分手的恋爱

    今年是著名作家、学者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此文为贾老门生、作家李辉所作，回忆了贾植芳、任敏夫妇的往事。

    在上海，我提出帮贾先生编《解冻时节》，他同意了，他转身走进卧室，拿出一摞信递给我：“这是我和任敏的一些信，你拿去看看，帮忙整理一下。”

    这批信的第一封，写于1972年5月21日：

    正惦念中，接到你在襄汾车站来信，知道一路顺利，很是高兴。那天晚上车开后，我步出站台，乘车回校，九点多到了家。你走了，觉得房间分外的宽阔、空虚，但觉得你这次来，在上海住了这么一个时候，心里实在喜欢，尤其看到你身体健壮，精神焕发，这对我安慰鼓舞很大。

    当年因为胡风案件爆发，贾植芳率先被捕入狱。仅仅几天后，任敏也被捕入狱。1962年，任敏出狱，回到贾植芳的家乡山西襄汾，与公公婆婆一起生活。她承担起照顾他们的责任，先后将两位老人送终。回到家乡，任敏到处打听贾植芳下落。经过多方打听，她得知先生仍关押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于是，便有了贾先生对我回忆的那个感人细节：

    “一九六三年十月，我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的布是家乡织的土布，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的布鞋，鞋里放着四颗红枣，四只核桃。这是我们家乡求吉利的习俗。虽然一个字也没有，但我心里明白，任敏还活着，而且她已经回到了我的家乡。这件事使我在监狱里激动了很久很久。”

    1966年春天，贾植芳出狱，但仍属管制对象，任敏与他只能书信往来。直到一年多之后的1967年9月，她终于凑够钱，乘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她没有告诉贾先生她要来探望的消息。她来到贾植芳的住所。时已中午，贾植芳还没有回来，她静静地躲在宿舍大门后面的角落，她害怕碰到认识的人。贾植芳回来了，他刚走进大门，手提包袱的任敏突然在旁边叫了一声：“植芳，我来了！”

    知道这些故事，再读他们之间的家书，便对贾先生每封信里对师母所表现出的关怀有了更为深切的感受。在这些家书中，贾植芳所一再强调的是生存的信念。他始终相信历史是公正的，而要等待这一公正的结果，生命是首要的。请允许我摘录几段贾植芳写给任敏的家书：

    我们现在的唯一要务，就是集中一切力量保持两个人的身体健康，这是根本的根本，是最大的财富和幸福。首先要照顾吃饭，我住在大城市里，吃的总比你在乡间强些，每念及此，心里也很难受。但想到这些年艰辛的生活，对我们的改造和锻炼的意义，那收获就很大，也许这就是我们将来能再为人民和革命做些有益的事的最坚实的基础，如我所说，是千金难买的。这么一想，我觉得心胸很是开朗和广大。我想，你也应当有此体会。

    漫长、痛苦的等待，终于在1977年结束。在复旦校园的宿舍里，他们终于一起彼此相依，坐在中秋节的月光之下。他们的苦难爱情，终于等到了月圆。

    晚年的任敏因脑中风入院，任敏中风后不能说话，后来逐渐连意识都没有了，但贾植芳每天都在她的床前同她说话，为她读文章。

    2002年任敏离世后，贾植芳每天早上会在她的遗像前放一杯牛奶，他说这是任敏的早点。走笔至此，眼前浮现师母追悼会上的场面：在向师母遗体告别时，贾先生忽然双腿跪下，双手支撑地面，恸哭不已，许久不肯站起。

    2008年4月24日，贾植芳先生去世。在天堂，先生不孤独，他与师母再相聚。

    （《东方早报》7.4 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