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工厂区里的上海人

    1956年春合肥市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高潮，合肥东门外在这许多村庄中相继建立了许多工厂，其中除了合肥本土的一些私营小作坊成立了合作社外，还从上海内迁了许多工厂。在我上小学时，大通路、和平路沿线就有了矿机厂、公共汽车公司、模型厂（后来的无线电二厂）、软木厂、搪瓷厂、面粉厂、针织厂、农机厂、砂轮厂等，大多是上海内迁的。

    上海的工人师傅们的到来，给当时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相对落后的合肥人，带来了大都市生活新气象，特别是在穿着和饮食上。那时的工厂区俨然就是一个小上海。这里人说着上海话，穿着白衬衣、花裙子。每年国庆节游行，安徽纺织厂的方阵就像是时装展览。虽然整个方阵一片白，白帽子、白围腰，但是她们的衣服却集中了上海的流行服装，真是花枝招展。

    上海人对吃和穿很讲究，也很细致。记得在学校时，班上有个同学在下课后，不时从口袋里掏出一两个螺蛳，一吮一吮，狗屁鲜甜的。螺蛳在合肥一直是用来喂鸭子的，他们买来后把屁股剪掉，用油一炒，放上姜、葱、胡椒粉等，就是一道精美的小菜，他们吃起来很自如，一吮一个准，就连我们通常说的螺蛳屎，他们也说味道蛮好的。在他们的影响下，合肥人也开始学着他们吃起螺蛳来。20世纪80年代，合肥出现了很多专门卖螺蛳的饭店。

    他们还喜欢吃螃蟹，一只螃蟹吃完后，壳仍能拼成一只螃蟹样。我们合肥人常说，有鱼不吃虾，可是河虾却是他们的最爱。老母鸡、花生米被他们视为宝中之宝，每到过年，他们回上海，总要带上一些。当时，给上海人送一只老母鸡、两斤花生米，那就是重礼了。

    我记得在安纺职工宿舍，住着一对上海小夫妻，家里有一个不到两岁的小女儿，在上海的亲戚常常寄来一些小孩的衣服，很洋气。一天，一位农村老大娘拎了一篮子鸡蛋敲开了他们家的门，“大兄弟，你们家有小孩不穿的衣服吗？我想用鸡蛋和你们换，我家刚添了个孙女。”上海人特别爱吃这种农村的土鸡蛋，于是连忙从柜子里拣了十来件女儿不穿的衣服，几乎换了大娘的一篮子鸡蛋。临走他们还嘱咐大娘，你过一段时间再来，我将家中不穿的衣服整理一下都给你吧。

    没多久，老大娘的孙女浑身上下穿的都是上海产的衣服，花枝招展。这事很快就在工厂区和农村传开了，傍晚你到工厂区菜市看看，那一溜边摆满了土鸡蛋、老母鸡、花生米，都是拿来换旧衣服和粮票、煤球票的，上海人和合肥农村人互相调剂从中都得到了实惠。

    在穿着方面，上海人总是领导新潮流。傍晚，你在曙光影院广场上、工厂区百货商场里、工厂区菜市里，看到有穿着睡衣睡裤的少妇穿梭其间的，一定是上海人。毫不夸张地说，这真是让合肥人开了眼界，知道了什么叫睡衣，穿这种衣服也能上街。

    我在上学的途中以及在学校里，看到上海人一年四季都穿衬衣，那衬衣领子洁白挺括。须知当时买布、买衣服都是要凭布票的，最困难时期，一个人一年只有2尺6寸布票。上海人一年到头穿衬衣，哪来那么多布票呢？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原来他们穿的只是一个领子，上海人叫“假领头”。这种假领子，上海有卖，全是服装厂的下脚料做的，在市面上卖也是要凭布票的，一个领子要2寸布票。

    那时合肥人家每逢嫁丫头娶媳妇总要想方设法委托上海人从上海买一些衣服、被面，包括洗脸盆，还有那种全铝壳的水瓶，但凡衣服、日用品上有“上海”两个字，那就要高人一等。那时结婚时兴三转一响一咯嗒，三转是指自行车、手表、钟，一响是指收音机，一咯嗒是指照相机。如果你家能备齐永久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三五牌座钟、红灯牌五灯收音机、海鸥牌照相机，不愁找不到媳妇。那的确良、涤卡、毛呢等做衣服的料子，也只有上海才有卖。要想置齐这些东西，除了钱，你还必须找到上海人，你可以想象上海人当时在合肥的地位。

    （《合肥晚报》《巷民碎忆》安徽文艺出版社 宋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