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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6年07月12日 星期二

    科举状元轶事

    《 文摘报 》( 2016年07月12日   08 版)
    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

        末科状元曾当家庭教师

     

        古装戏中常有秀才中举后借钱发赏的桥段,科举制的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就是如此。刘春霖在1904年中了状元,而清政府在第二年就废除了科举考试,因此,刘春霖也就成了末科状元。

     

        考中举人后,刘春霖有段时间寄居在北京地安门外“通益常”布店的同乡徐老板家,等待会试。这个布店以经营高档衣料为主,常有达官贵人光顾。经徐老板介绍,刘春霖认识了驻德钦差大臣陶世筠。陶家正为找不到一位像样的家庭教师而着急,就通过徐老板跟刘春霖商量。刘春霖见陶世筠举止高雅,就满口答应了。

     

        刘春霖在陶家边教书,边读书。他被点为状元后,按照惯例,发榜之后,新科状元要到国子监的《历科状元题名录》上题名,也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去。事后,状元还要给有关的下人发赏钱,称为“喜钱”。刘春霖出生寒门,身上经常没钱。去题名的那一天,走到半路上忽然想起要发“喜钱”,而自己身上分文没有,到时岂不是要出丑么?他没有仆人,于是赶紧让他的学生(陶世筠之子)回家去借些钱。而刘春霖则故意拖延时间,当借的钱送到后,他长吁一口气,总算不至于出乖露丑。

     

        虽然刘春霖在仕途上的表现并不出众,但他的书法却深得世人推崇。他的书法以小楷著名,娟秀端庄,流布甚广,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的说法。而刘春霖为人正直,三次拒绝了日伪的招揽,并过着隐居生活,直到1944年去世,终年73岁。

     

        诚直敢谏的首科状元

     

        有史记载的第一个状元是唐朝的孙伏伽。孙伏伽是贝州武城(今河北清河)人,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首开进士科取士,孙伏伽为唐代第一科状元,也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

     

        在隋朝时,孙伏伽便已入朝当官,他在隋末担任京畿(今西安)万年县法曹,负责审理刑狱、督捕奸盗。唐朝建立后,孙伏伽积极为李渊献计献策。

     

        唐朝建立后,李渊曾命秦王李世民麾兵东进,鏖战数月,打败了黄河南北的王世充和窦建德。李渊闻捷大喜,颁诏大赦天下。但下诏不久,又命令严惩王世充和窦建德部下,要把他们流放到边远地区。孙伏伽闻悉,上表进谏,称既已大赦天下,就应讲信誉一视同仁,如果朝廷自己不讲信誉,而让天下人讲信誉,这怎么可能?李渊采纳了他的意见。孙伏伽在进谏时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赏罚之行,无贵贱亲疏,惟义所在。”这句话记载于《新唐书》卷一百三《孙伏伽传》。

     

        到武德五年(622年),孙伏伽已是颇受器重的官员了。但他一直以未有功名为憾,这一年唐朝政府举行首次科举考试,他参加了进士科的角逐,在30余名应试者中,一举夺魁,成为迄今可查考出的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

     

        唐太宗即位后,把孙伏伽提升为大理寺少卿。贞观五年(631年),孙伏伽审理一起案件时失误,被罢免官职。不过不久,李世民重新起用他为刑部郎中,继而再度出任大理寺少卿,后又升为大理寺的长官寺卿。公元654年,孙伏伽因年老辞官。

     

        老翁毛遂自荐成状元

     

        上千年的科举考试中,发生过不少稀奇古怪的事儿,就连状元也有毛遂自荐而成的,这就是唐朝76岁的状元:尹枢。他也成为科举史上年龄最大的状元郎。无独有偶,在尹枢中状元22年之后,其弟尹极也状元及第。尹极中状元时年龄也偏大,和哥哥一样,尹极在状元及第后也选择归乡。一门两状元,兄弟先后及第。时人对阆州尹氏兄弟冠以“梧桐双凤”。

     

        据说尹枢以解元身份入京参加会试,40年间多次应试,均未得中。贞元七年(633年),朝廷开科取试。此届主考官为礼部侍郎杜黄裳。据《太平广记》记载:“贞元七年,杜黄裳知举,闻尹枢时名籍籍,乃微服访之。”当时尹枢的名气在京城非常大,与很多文人有交集。到了应试环节,尹枢以《珠还合浦赋》完成应试。三场考毕,到了庭参环节,杜黄裳对众举子道:“诸位学士都是当代才子,怎么就没有人帮我一把?”应试者计五百余人,尹枢越众而出,帮杜黄裳写榜。杜欣然授尹纸笔,尹提笔逐一题名,唱名。自始至终,全场肃然,最后独缺状元,杜问:“写谁较好?”尹枢毫无愧色地答道:“非老夫不可!”杜黄裳大吃一惊,然而细想,也非他莫属。杜黄裳遂亲笔提其名,尹枢也因为这两次“毛遂自荐”博得进士头名。

     

        不过,夺得状元后,76岁的尹枢并未留在朝廷做官,他已经没有了做官的愿望。再加上唐代士子们通过了应试后,要想做官,还必须通过“关试”,所谓关试是由吏部选试,考察的内容包括身、言、书、判等四项。尹枢选择退隐,与其年迈和当时体制都有很大关系。于是,状元尹枢不得不回乡养老。

     

        (《北京晚报》6.28 杨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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