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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听到有人提到莎莎的名字，家长们就会条件反射般地问：“这小女孩没有再回学校吧？”
湖南宁乡县流沙河镇高山村11岁的女孩莎莎，本应该读小学五年级。两年前被确诊出艾滋病后，莎莎上学的努力遭到了其他学生家长的强烈反对，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拉锯，莎莎还是失学了。
宁乡县教育局官员则坦承，“现在的做法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艾滋儿童有受教育权利，但在目前情况下，保了一方，势必要牺牲另一方。”
专家估计，目前我国像莎莎这样14岁以下的艾滋病感染儿童大约有8000人。他们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和莎莎一样的困境。
莎莎的病
从流沙河镇出发，沿着663乡道，一直往西南山区方向走。四米多宽的柏油路，刚刚修好。太阳一晒，一股沥青味。
到了村里，沿着上坡路拐五六个弯，能看到零零散散的四户人家，莎莎家在最深处。
莎莎和爷爷吴应秋、奶奶戴淑英、姐姐莉莉住在高山深处的平房里。
5月11日上午，莎莎一个人在家。她翻出了父母的结婚证，照片上是两个穿着白衬衣的男女。
2006年3月，她七个月大时，妈妈因病去世；2015年4月，爸爸又因为艾滋病去世。这张照片成了她和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
莎莎的爸爸吴鹏飞究竟何时感染了艾滋病，现在已无从知晓。吴应秋记得，2010年，吴鹏飞从广东打工回来，曾和戴淑英说，他得了艾滋，会死。
老两口从医生那里打听得知，艾滋病是传染病。
吴应秋一辈子没出过湖南，他想的是，艾滋病不就是和非典一样，还没有瘟疫严重——在他的字典里，瘟疫是最严重的病。
2014年的一天，吴应秋发现，莎莎的左边脸肿起来了，带到镇上的医院去看，没查出什么问题。
戴淑英想一定是上火导致的牙龈发炎。很长一段时间，她每天给孙女冲板蓝根喝。
都不奏效。接下来莎莎的脖子上也出现了类似她父亲的脓包。2014年7月，长沙市第一医院，一份检验结果证实了吴家的担心——莎莎被确诊为艾滋病，来自母婴传播。
这意味着，当年莎莎母亲去世，可能也是因为艾滋病。“但是镇上只检查出来脑瘤。”莉莉回忆。
2014年9月1日，本是四年级开学的日子，莎莎向学校申请休学一个学期，辗转在长沙看病。
7个月后，莎莎的父亲病情加重，去世了。
家长们坐不住了
断断续续休学一个学期，2015年4月，莎莎要回到学校读书了。因为已经到了后半学期，她只能继续留在三年级。
赤塅完小，是赤新村和高山村两个村子附近唯一的学校，一共六个班，一个班就是一个年级，有30个左右的学生。
莎莎得病的消息，像病毒一样，从高山村到了隔壁的赤新村，以及三公里外的赤塅完小。
回校第一天。班主任杨老师把莎莎的座位安排在教室紧靠墙的一边，自成一列。
初夏时节，天气渐渐热起来，莎莎左侧脖子上的淋巴已经在流脓，招来了蚊子和苍蝇，老师给她脚下点上了蚊香，还跟其他学生强调，要多照顾莎莎。
赤新村村民陈大姐听孩子回来说起，满脑子都是蚊子叮完莎莎，再叮自家孩子的画面。她跟老公说，赶紧去找学校。
住在陈大姐家对面的闽奶奶也着了急，孙子的爸妈都在外面打工，孩子被传染了可怎么交代。
莎莎同学玲玲的爸爸杨波也坐不住了。
第二天一大早，还没上课，十几个家长来到学校找校长。
玲玲记得，那天早上，学校操场上停满了摩托车——都是来找校长的家长。
家长们向校长建议，让莎莎回家去治病，不要再上学了。“村民们都知道她爸妈是怎么死的，评论很不好，不能让她和我们的孩子混在一起。”杨波情绪有点激动。
按家长们的回忆，当时校长和班主任拿出了艾滋病宣传手册，跟家长们说，艾滋病的传染方式只有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三种，不可能通过蚊虫叮咬和日常交流等方式传播。
班主任杨老师则近乎哀求地跟家长说：“让她在这读书算了，没有问题的。”
反复沟通后，没有结果。
迟迟谈不拢，有些家长情绪激动，指着莎莎吼：“你不能在这里读书！”
听完这句话，莎莎泪水簌簌落下来，拉着爷爷的手要回家。学校也很委婉地跟吴应秋说，先回家吧。
一个人的课堂
莎莎重新回到村里后，镇政府、镇中心学校、赤塅完小紧急开会，提出了三种方案：第一种，送莎莎去山西临汾的红丝带学校，边上学边治疗；第二种，送莎莎去衡阳的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住院治疗；第三种，由赤塅完小找老师上门来教。以上三种方案涉及的费用由行政和教育部门资助。
莎莎不同意第一种，她不想离爷爷奶奶太远；吴应秋不同意第二种，他觉得孙女的问题不是治病，而是读书；最后，只剩下第三种方案。
解决莎莎上学的问题，落在了赤塅完小新到任的校长尹鹏波身上。早在镇上一所中学当老师时，他就听说了莎莎的事情。没想到，最后这个“重任”落在了自己的肩上。
从今年3月开学开始，尹鹏波和另一位老师每周半天时间来给莎莎上课。尹鹏波教数学，另一位老师教语文。
去了两次之后，语文老师不愿意再去了，“我还年轻，还没生孩子。”
尹鹏波也忐忑，他承认，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恐艾——他尽量不在莎莎家里吃饭喝水，回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手。
尹鹏波说，让莎莎回学校，对其他学生不公平，另一方面，又很同情莎莎。现在这样，似乎是最好的办法了。
这不只是教育的问题
经过这场拉锯战，一些村民们承认，他们确实对艾滋病有了一些科学的认识，但还是恐惧——不敢喝莎莎家的水，吃他们家的饭，也不敢让自己的孩子接近莎莎。“小孩子没轻没重，擦破了皮就会有感染的风险。”一位村民说。
赤新村的闽奶奶一直认为，送莎莎去山西的红丝带小学，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能治病又能读书，最重要的是，莎莎离得越远，她的孙子就越安全。
直到现在，听到有人提到莎莎的名字，家长们就会条件反射般地问：“这小女孩没有再回学校吧？”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家长们皱着的眉头放松，随后，又感叹：“这个小女孩无父无母又没法读书也是可怜。”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说，尽管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已经明确说要保护艾滋病患者的就学、就医、生活救助等各方面的合法权益，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还是会遇到很多主管部门不能左右的情况。
吴尊友认为，最根本的是加强艾滋病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每个人对艾滋病的认识都需要一个过程，了解多了也就不再担心和恐惧了。
宁乡县教育局宣传教育科科长陈凯安说，我们也在尝试宣传，让大家消除恐惧，但是这不只是教育的问题了，整个社会对艾滋病的认识还没跟上，这是一个社会问题。送莎莎回学校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估计还会很艰难。站在法与理之间，我们也很为难。莎莎年纪还小，以后读书的路还很长，要怎么办，我们也很伤脑筋。
据报道，截至2015年10月底，全国报告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共计57.5万例，死亡17.7万人。而按吴尊友的估计，通过母婴传播患上艾滋病的14岁以下儿童有8000人左右。他们中的一部分仍在遭遇“上学难”的问题。
为莎莎单独开课的新闻被媒体报道后，尹鹏波被网友称为“最美校长”。
尹鹏波觉得他没那么高尚。“我也不知道我能坚持多久，或许教完这个学期，我也坚持不住了。”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应受访者要求，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新京报》5.17 张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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