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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施具有“沉鱼落雁”的美貌；在国难当头之际，又有忍辱负重、以身许国的勇气；功成却是被投入江湖的悲剧，深得民众的同情和爱戴。中国四大美女中，唯有西施拥有一种道德高度的文化精神和历史担当，故西施成为大众的“情人”，也在情理之中。
西施名列古代四大美女之首，因其为国效忠的举动，多为后人所褒扬。西施不是操弄权势的大人物，也不合“列女传”的道德标准，因此素不为正统史家所重视。然而老百姓却同情西施的遭遇，倾心喜爱这个美丽的女子，于是便有种种传说流传于民间。
苎萝山下，浣纱江畔
西施故里在浙江省诸暨市城南苎萝山下，浣纱江畔。约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西施就出生在这里。
关于西施，“一作先施。又称西子。姓施。春秋末越国苎罗人。由越王勾践献于吴王夫差，成为夫差最宠爱的妃子。传说吴亡后，与范蠡入五湖而去，明梁辰鱼据此故事编为传奇《浣纱记》”。公元前494年，吴越交兵，越败于吴，越王勾践被迫屈膝求和，携妻将臣入吴作为人质三年。勾践归国后，发誓洗刷这一奇耻大辱，采纳范蠡、文种等人建议，发展经济、训练军队、增强国力等，并向吴王夫差进献美女，以麻痹和消磨他的意志。
面对国亡家破之痛，兴越灭吴是越国上下一致的心愿。范蠡几经寻觅，终于在越国古都诸暨南“得苎萝山卖薪女西施”。西施，姓施，名夷光，“父鬻薪，母浣纱”。西施幼承浣纱之业，故世称“浣纱女”。勾践选到西施后，献于吴王，吴王大悦，“越贡西施，乃勾践之尽忠于吴之证也”，从此沉湎于酒色不能自拔。越国却上下一心，励精图治，终于打败了吴国。后人为纪念这位忍辱负重、以身许国的绝代佳人，在苎萝山下修建西施殿。
关于西施出生地，曾经出现两种说法：一说在诸暨，在《吴越春秋》《越绝书》等中就有记载。诸暨建有西施殿最迟出现在唐代，书圣王羲之还在西施浣纱江边留下“浣纱”两个遒劲的大字。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也标明诸暨苎萝山，一座小土丘成为名山。
还有一说认为西施故里在萧山。比如，清初文人毛奇龄《九怀词·苎萝小姑》：“西施住萧山之苎萝村……施亡后，乡人思之，为立祠溪旁，以其为乡所出。”对于这一说法，梁启超曾痛斥：“有信口臆说者，有不可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
上海博物馆展品——2500年前的青铜器“夫差”，也见证了西施的存在。这尊酒具形器庄重大方，纹饰精美，是春秋时期留下的、可能与西施有关的唯一实物。在青铜器的肩上刻有一句铭文“吾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大意为吴王夫差用诸侯敬献的青铜，专为一名女子铸造。
这尊青铜器是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宫廷用品，只有在祭祀或隆重的庆典活动中才能使用。在当时的贵族社会中，等级森严，君王所赐任何礼品必须在铭文中表明姓氏。嫁女娶妻都标国名或父姓，只有这件“夫差”是特例，未有国名没有姓，表明这个女子不是贵族。原有社会地位低下，却在吴王宫中获得夫差宠幸，这个女子非西施莫属。
“被沉于江”还是“归隐五湖”
中国几千年来，美女何其多也，然因时乖运蹇，终被埋没者又何其多哉！在以严肃信实著称的《史记》中，《越王勾践世家》等写到了越国重臣范蠡，却唯独没有关于西施的叙述。
不过，史书中没有记载，并不等于西施在历史上不存在。我们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多次与西施“谋面”。《墨子》是最早提到西施名字的史料。《战国策》有云：“世无毛嫱、西施，王宫已充矣。”《庄子》中三次提到西施，其中“东施效颦”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管子》记载：“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降及两汉唐宋，提到西施的书甚多，如贾谊《新书》、刘向《说苑》等。
后世对一代佳人西施的去向，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被沉于江，二是跟随范蠡归隐于五湖。
先看“沉江说”。《史记》记载，范蠡离开越国后，带领全家人来到齐地，“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治产数十万”。在这里，根本没有西施的影子。
那么，西施究竟在哪里呢？相传勾践班师回越，携西施以归。越夫人潜使人引出，负以大石，沉于江中，曰：“此亡国之物，留之何为？”
抛开民间传说不谈，《墨子》里其实明确写着：“西施之沈，其美也。”我认为，这道出了西施的真正死因。“沈”在古代就是“沉”的意思。这句话就是说，西施被沉于水中，凄美而亡。墨子出生于春秋末期，距越国灭掉吴国的时间很近，很可能耳闻关于吴越的史事轶说，相关记载应该更接近于历史真相。
东汉赵晔在《吴越春秋》中说：“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而终。”鸱夷，是皮革制成的口袋。当年夫差派人送属镂剑，令伍子胥自杀。越国处死西施的手段，与其相似，即将其装入皮袋，投入江中。孟子曾说：“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这句话在告诉人们，越国在事前，只是把西施当成实现谋略的一颗棋子；在西施完成使命后，便把她作为一个“蒙不洁”的罪人给杀了。
再看“泛湖说”。最早见于东汉袁康的《越绝书》记载：“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这是说范蠡与西施，离开越国，来到理想的乐土，过上了美满的生活。
民间还流传这样的说法：姑苏城破、吴国灭亡之时，范蠡匆匆来到吴宫深处，将西施救出，从水道进入云雾霭霭的太湖。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后，范蠡化名陶朱公，以其雄才大略，经商致富，与西施从此过着美满的生活，福寿双全而终。
对于西施和范蠡隐居，古人的诗词中也有很多描述。李白《西施》诗云：“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苏轼的《水龙吟》写道：“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苏轼《范蠡》诗云：“谁遗姑苏有麋鹿，更怜夫子得西施。”杜牧《杜娘诗》诗云：“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
尽管相关故事有虚构的成分，但人们同情、热爱美丽的西施，敬仰功成身退的范蠡，不愿意看到这么好的女子被推到湖中淹死，于是传出了西施和范蠡泛舟同游江湖的佳话。
报国之勇士，大众之“情人”
苏东坡“欲把西湖比西子”，道出了西施的文化高度：她是美丽、美好事物的象征，是儒家文化圈公认的美女。诸暨西施庙到南宋改为西子祠，就与这首诗有关。其实最早孟子就称西施为西子，但并未引起人们注意。一个普通女子竟然能和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文化巨匠一样被人尊称为“子”，这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需要强调的是，西施对越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特别对越人集体性格的形成产生了积极而实在的作用。她的精神财富不仅是越人的文化遗产，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
一是报效家国，忍辱负重。
二是刚烈侠义，贤慧双全。西施为国献身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故乡的后人。抗日战争时期，流传一段俚语：“中国人怕日本佬的飞机，日本佬怕中国的诸暨。”原来，日本鬼子到诸暨时，遭到民众的顽强抵抗，小股部队常常有去无还。诸暨人性格刚烈、直来直去，这与他们一直推崇的宁折不弯精神有关，隐约可以看到西施刚烈的影子。
贤慧双全，这个“慧”是智慧的“慧”。如果不聪明，怎敢只身虎穴、与狼共舞？一位浣纱女在美女如云的吴宫脱颖而出，显然有着惊人的智慧和非凡之勇气。
三是姝妍绝世，美丽化身。人们耳熟能详的“情人眼里出西施”，最早可能出自明代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第五回——“他眼也不转看着元娘，越看越有趣，正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红楼梦》第七十九回也有此语——香菱笑道：“一则是天缘，二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茅盾在《恋爱与贞洁》一文中指出：“中国有句成语‘情人眼里出西施’，这真是一句不朽的金言。”
从民俗学角度来看，人们已将西施抽象成为美好事物的代表，演绎出一种西施文化现象。
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在中国古代，女子常常是悲剧的承担者：取胜了，是男人的功劳；失败了，则被视为祸水。西施就是这种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学者南怀瑾曾说：“西施常患胃病，捂着胸口皱着眉头，人以为美才被选中。她到吴国只知道‘去侍奉一个外国人’，可得些钱孝敬其父。因此吴人说她坏，越人说她好，好坏莫辨，这是春秋无义战的派生论的翻版，并不新鲜。但我以为，一介村女，已知爱国爱乡就很了不起了，如果让她当个贤德的吴妃去帮助夫差，那不成了叛徒？”
一些咏西施的诗篇，多把亡吴的根源归之于女色，客观上为统治者开脱或减轻了罪责，这显然是不公正的。这种陈腐的“女人祸水论”，历来受到人们的批驳。
世人对西施有种种传说和评议。我们应该肯定的是，在国破家亡时，举国上下的忧患意识、高度的凝聚力、强烈的复兴精神，才能使国家由弱转强、反败为胜，这是真正的强者之歌，并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也是后世歌颂之真谛所在。
（《解放日报》6.28 钱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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