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记忆

    人们习惯上，把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的整个1980年代，称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启蒙年代’”。本文节选自作家徐江的《启蒙年代的秋千》，里面记述了他对那个年代的人与事的记忆。

    喇叭裤

    如果谁在1980年代总是路过中学（尤其是那些教学质量一般、生源较差的中学）门口，那最常见到的一景肯定是传达室门口某个教务主任或班主任模样的男老师，凶神恶煞似的手拿一把剪子堵在那里，截留和修理那些经过眼前的留长发的时髦男生。那些时髦男生，一般除了长头发，肯定还都爱穿个喇叭裤，那种造型，今天的青少年能从王小帅的电影《青红》里找到。

    像喇叭裤这类时髦服装，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称呼——“奇装异服”。喇叭裤和男生的长发、女生烫发一样，在我的中学年代（1979-1985)，都属《学生守则》里禁止的。但城市里的男生，很难说谁会真没有一条喇叭裤，只不过大家都是在校外才穿，只有美昏头的家伙才会穿到学校去。而一旦发现，遭到拦截，接受批评的，被命令回家换裤子，转天不许再穿；态度不好，在校门口跟老师顶嘴的，喇叭裤则有可能陪着长头发一起，也挨上一两剪子。

    喇叭裤为什么会被教育界人士定为“奇装异服”加以禁止，这是一个谜。或许个别人会觉得，这种裤型出于港、台，都跟资本主义有关。需要说明的是那时内地影院已经在放映一些香港时装电影了，那些正面人物也都穿着喇叭裤！

    和男式长头发、喇叭裤同时出现在港片里的，还有形形色色的半袖翻领套头衫，当时在天津，大家都叫它们“港衫”。回忆起奇怪的衣服，我还真是穿过一些的。中学时曾经有过一件黑面砖红里的“香云纱”的半袖上衣，这料子据说广州早年很流行，可因为在北方少见，穿在我这么个不具备调皮捣蛋能力的学生身上，也就没谁看出所谓的“不良”味道。所以我对穿“奇装异服”总结的心得是，在着装风格不是过于刺激老师的前提下，主要还看穿的人。

    书市

    我第一次去北京的书市是在1985年，忘了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还是在中山公园了。记得当时看到有人排长队，糊里糊涂跟过去自己也排了队，等挤到跟前才发现是在卖大约打八折的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商务印书馆的书在各个年代定价都不算便宜，赶上打折绝对是好事。

    书市，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有两大好处：一是能找到不少平时书店里见不到的书；二是基本都打折。别小看这三毛五毛的，买起来心情就是不一样，再说1985年，大学食堂里一份排骨才卖多少钱，六毛啊。我每个月从家里收到的钱，也不过就是二十块钱。每次逛完书市，在关系不错的同学那儿欠下十块八块的债，那是常事。以致于后来都欠债欠出经验了——凡有不错的哥们儿让陪着去书市，事先说好，去可以，但“你得借给我钱”。我大学毕业从母校托运走的十箱子书里，有一半左右都是这么从书市上倒腾回来的。

    高我一级但却同过两年宿舍、来自上海的师兄朱枫有个习惯，每隔一段就要把他箱子里的藏书翻出来整理一通，但他又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到底有哪些好书，所以每每要等到宿舍里的人都出去了再弄。不过作为我俩同为书虫的伟大友谊的证明，他理书的时候倒不背着我，有时还特意向我显摆一下他的宝藏，尤其是那些低价到手、印数又极少的书。老朱这样的爱好，在当时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煎饼

    大部分人可能以为“天津煎饼”是搁白面做的，尤其是在北京开始吃“天津煎饼”的人们。他们吃的其实不叫煎饼，而是张贤亮小说《绿化树》里的主人公——劳改犯章永磷偷吃的糨糊饼，在我看来，这绝对是对“天津煎饼”的污辱。

    纯正的“天津煎饼”是不放白面的，也不屑掺玉米面，而是清一色的绿豆面！而且所配的辅料也极简单，就是葱花、面酱。到1990年代，受流行的饮食习惯影响，还要加抹辣酱、乳腐等，但是大家都忘了一点：那样一来，吃煎饼的人就再也品不出绿豆面的香味了！好在摊贩们往绿豆面里掺玉米面和白面的渐渐增多，许多没尝过老吃法的人也不讲究这个。

    虽然叫“天津煎饼”，可我是到了初中的时候，才第一次吃煎饼。那时天津的南市食品街刚刚建成，里外聚集了不少饭馆和小吃摊。我也跟着家里人去逛。当时，我还从未见过把油条包到薄饼里的吃法，而且薄饼在摊的过程中还要另行打入鸡蛋，一切都觉得新鲜。1980年代初期，城市的小商品经济可没有农村方便——早点一般都是国营店经营。在天津，都是清一色的豆浆、豆腐脑、锅巴菜、油条这屈指可数的几种。煎饼摊儿的出现是在南市食品街建成以后，才慢慢地、一点一点、不被人察觉地悄悄出现在街上。

    饮食的丰富与否折射着时代，也折射着人的心态。我最早吃过的纯正“天津煎饼”，只放一个鸡蛋，后来到1990年代，渐渐开始流行搁两个。这一来说明大家开始讲究营养了，二来，显然人们能用于早点上的花销也在增多。不过个人的体验，如果是纯绿豆面煎饼，两个鸡蛋多少还是会影响味道。

    （《启蒙年代的秋千》宁夏人民出版社 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