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书桌

    ■陈虹

    母亲送给父亲的礼物

    作为一名作家，最高的奢望莫过于拥有一间自己的书房，拥有一张称心如意的书桌。

    我不止一次地听母亲说过，解放前他们的生活动荡不安，从未有过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更不要说属于自己的书桌了。抗战期间在重庆，父亲的许多剧本甚至是在路边的小茶馆中完成的。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记忆中的家位于北京东总布胡同机关大院的宿舍里，但房间里的家具却极其简陋，至于父亲的书桌，它的“容貌”可以用两句话来形容：抽屉东倒西歪，桌面坑洼不平。母亲只好为它配置了一块玻璃板，下面垫以绿色的绒布，父亲很是心满意足了……

    到了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全家终于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北房。一周之后，一张古色古香的红木书桌，出现在了新居的书房当中。母亲说，这是她送给父亲的礼物，酝酿了很久的礼物！

    全家围着它看了又看：那诱人的光泽，那典雅的造型，实为见所未见；那镶嵌其中的大理石，那精妙绝伦的手工艺，更是闻所未闻。整个书桌没有一颗钉子，全靠榫头相连接，而两头的屉柜与中间的桌面竟然可以自由分解；脚下的踏板更是精巧无比，一根根纤细的木棂拼饰出了多姿多彩的图案。母亲轻轻地拉出了一个抽屉，只见其底部清晰地烙着一个圆形的印迹，为大清××皇帝之年号。母亲的得意，在于她只花了50块钱便从寄卖行里淘来了这件不知是出于哪位王爷府中的尤物。

    父亲和书桌生生地分开了

    这份“礼物”让父亲惊呆了——他终于有了一张书桌，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从此之后，父亲除了上班之外，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交给了它：他倚案读书，他伏案写作，他甚至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沉思或是遐想；而书桌则静静地陪伴着他，依偎着他，有如知心的朋友、亲密的伴侣……

    然而，平静的日子才过了几年，“文革”的风暴便席卷了大地，父亲与我们，也与他的书桌，生生地拆分开来——父亲被关进了“牛棚”，而我们全家则被撵出京城，发配南京。

    为了生存，母亲只得变卖身边的东西：先是衣服，凡是能值几个钱的，用被单一裹，一股脑儿地送进了寄卖行；接着是家具——一切被视为无用的东西，也都辗转着出手，换回几张救命的钞票。记得其中有两个硬木书柜，是千里迢迢从北京带到南京来的，当年父亲将它们放在客厅当中最显眼的地方，这是父亲的命根子，但母亲还是咬咬牙卖了，一共才卖了20块钱……

    但是，父亲的这张书桌，这张留有他体温的书桌，这张亲历他笔耕的书桌，却被毫发无损地保留下来了。母亲将全部的思念都交给了它：每天为它擦拭，一遍又一遍；隔日为它打蜡，一道又一道。不知有多少个深夜，我从梦中醒来，看见的都是母亲端坐在书桌旁的身影……

    再无地方摆放书桌

    整整七个春秋，父亲终于回到了家中，书桌终于等来了它的主人！

    但是没过多久，家中的住房再一次被强占，留给我们的只剩下两间仅可容膝的斗室。很快外孙也出世了，父亲的书桌终于失去了原本属于它的空间。那天父亲咬着牙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默默地指挥我们，将桌面与屉柜拆卸开来。一分为三的书桌似乎在流泪，随后父亲又下达命令：先将两个原本各置一端的屉柜并放在一起，之后再将那张原本卡在中间的桌面直接摞在它们之上。父亲终于微笑了：行，还能用！依旧可以伏案写作！——尽管这个“案”早已面目全非了。

    就这样，父亲的创作生涯又重新开始了！——没有了摆放椅子的位置，他将就着坐在床边上；没有了伸展双腿的空间，他只能侧身靠在书桌旁。脚边是外孙的摇篮，头顶是婴儿的尿布，桌面上则是稿纸与奶瓶结伴，墨水与玩具为伍。他一刻不停地写，废寝忘食地写，《牛棚日记》《听梯楼笔记》《大风歌》……

    父亲去世  书桌捐献

    上个世纪的90年代，收藏热开始升温了。有人来估价，张口便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不仅因为它的木质上乘，更因为它的历史悠久——来自于明清宫廷的文物。父亲笑了，他不住地摆手：“谬矣！谬矣！50块大洋，北京东单三条买来的……”但是就在这笑容的背后，我清楚地读懂了他的潜台词：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谁也别想占有它。果然，没过多久，随着病情的日渐加重，他写下了遗嘱：“我死后，将这张书桌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父亲是1994年去世的，遵照父亲的遗愿，母亲郑重地通知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那天，该馆展览部的主任带着几名工作人员从北京来到家中，他们静静地看着母亲在为书桌做最后的“梳妆打扮”——一遍又一遍地擦拭，一遍又一遍地打蜡，“其用心之极如同送自己的女儿出嫁一般。”事后其中一人在文章中这样写道。的确，当书桌抬上集装箱时，母亲把手中的那盒蜡也递了过去：“记着，经常要给它打打蜡……”卡车远去了，母亲依依不舍地望着，泪水顺着她的面颊潸潸落下。

    又是二十多个春秋过去了，书桌成了我们挥之不去的牵挂，尤其是母亲去世后，我们又多了一项任务——每逢去北京时，必定要代表母亲去看望那张书桌，那张亲如家人的书桌。它被安放在了文学馆的三楼，和许许多多作家们的遗物一样，得以纪念，得以安息。

    （《北京青年报》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