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使更多读者爱上了契诃夫

　　在中国文学翻译界，汝龙翻译的契诃夫，最为传神地表达了原著的精髓。汝龙对契诃夫的执着，使其成为契诃夫在中国名副其实的代言人。正如巴金所说：“他把全身心都放在契诃夫身上，他使更多读者爱上了契诃夫。”

    “你就翻译契诃夫的小说吧”

　　对汝龙外貌描述最生动的人，是巴金先生，他说汝龙“一张大大的圆脸，一连串朗朗的笑声，坦率、真诚，他对人讲话，仿佛把心也给了别人似的”

　　巴金是汝龙走上翻译道路的良师益友。在相遇巴金之前，汝龙还在经历年轻时的荒唐与苦闷。父亲期望他日后成为工程师，汝龙却喜欢文学和京戏。有段时间富连成戏班每天下午在广和楼演出，他旷课去听，结果被学校开除学籍。

　　他感到对不起父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彼时，他开始阅读新文学杂志，深受鲁迅、巴金等作家的杂文和小说影响，这些作品使他觉悟到人活着不能只顾吃喝玩乐，而应该“为人类献身”。于是他以读者身份给巴金写信，诉说自己想从事文学工作的愿望。巴金回信说，专靠写作是没法维持生计的，建议他要慎重考虑生活问题。从此巴金成了他的挚友和导师。

　　汝龙高中毕业，正值七七事变，北京沦陷。汝龙携新婚妻子文颖逃亡南方，开始流徙生活，直至抗战胜利。八年流亡，汝龙教学并自修了英语，白天上课，晚上搞翻译，养成熬夜习惯。为了不犯困，他时常站着趴在箱子上翻译，终因劳累过度患上肺结核。那些年他的译稿多达一两百万字。

　　新中国成立后，汝龙译书陆续出版。1952年，他经老友介绍，任江苏无锡的中国文学院、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苏州东吴大学的中文系副教授。后一年，为专心翻译而辞去教职，跟随巴金去上海，任平明出版社编辑主任。白天看稿，夜晚翻译。彼时，汝龙想翻译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征求巴金意见。巴金说，“你既然愿一生干翻译工作，就该译较难的古典文学，你就译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吧。”

    完成契诃夫全部作品的翻译

　　汝龙没有莫斯科大学或者列宁大学的求学经历，他的翻译都是从英文转译俄国文学，后来才自学的俄文。1953年后，他辞去平明出版社工作，回到北京专心搞翻译。1961年，汝龙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的编外人员，不拿工资，仅靠稿费为生。

　　由于常年熬夜伏案，汝龙烟不离手，一天三盒，严重损坏了健康，他还得了痔疮，犯病时血把裤子都染红了，他在椅子上放个垫子，继续工作。

　　1966年，“文革”十年浩劫开始，屋外正“革命轰轰烈烈”，屋内的汝龙完全沉浸在翻译世界，坚信自己翻译的契诃夫作品总有一天会出版。“文革”十年，汝龙完成了契诃夫全部作品共计六百万字的翻译。

　　“文革”之后，汝龙平反昭雪，但全家祖孙三代仍挤在那两间半平房里。巴金看望他们，见汝龙妻子文颖在缝纫机上干翻译，半天说不出话。在巴金的呼吁和中央领导胡乔木的关怀下，1982年秋，汝龙搬家至西便门两所毗邻的两居室单元房。

　　那是汝龙最幸福的时光。此时他虽已暮年，但雄心勃发，打算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并准备写一篇阐述契诃夫作品意义和价值的文章，但健康状况下滑，终至重病缠身而未能实现心愿。

　　1985年，巴金去西便门的家里看汝龙，汝龙对巴金说：“以前我总认为我比你年轻，能比你多活几年，打算把你没有译完的《赫尔岑回忆录》接着译下去。现在看来，我要比你先走一步了。”这是巴金与汝龙的最后一面。

    “父亲谈起契诃夫来，简直就没个完”

　　儿子和女儿私底下管父亲叫“苦行僧”，他一辈子没出去旅游过，连下楼散步都觉得是浪费时间，整日待在七楼上，修改、校对契诃夫的译文。至其病重，他对花钱看病吃药都很吝啬。住院时，他总向家属询问医疗费，并暗自叹息：“这点稿费都丢在医院里，太可惜。”但汝龙并非吝惜金钱，他生前就有遗嘱，要把自己的稿费全部捐献，用于建立一个青年翻译文学基金。

　　汝龙不仅自己爱翻译，还积极培养后人对翻译的兴趣。二女儿汝宜陵和女婿史永利，曾在汝龙指导下，翻译过契诃夫妹妹玛丽雅写的回忆录《我的哥哥契诃夫》。汝龙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查字典，如何通读原文，如何理解作品背景……他谈到，玛丽雅写哥哥是带着崇敬之心的，契诃夫让妹妹当他的遗嘱执行人，她终身未嫁，两人感情最深……“父亲谈起契诃夫来，简直就没个完”。

　　几个孩子都怕他。在女儿汝宜京印象里，父亲爱笑，却是个暴脾气的人。汝龙对子女要求严格，最恨不上进。他常对孩子说，契诃夫最痛恨的就是平庸的市侩，碌碌无为地过一辈子，他希望孩子们不要受到社会庸俗风气的侵染，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中。

　　1991年7月13日，汝龙受凉发烧昏迷，终于没有抢救过来，享年75岁。

　　（《新京报》6.11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