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次高考作文

　　■王大绩

　　我前后总共参加过三次高考，往事可堪回首？

　　第一次，1960年，我十七岁。考场在北京市实验中学。首场考试结束时，一位同学神秘兮兮地凑过来对我耳语：“白考，考也考不上……”这话果然应验了。据说是鉴定中有三条当时看来相当凌厉的评语：走白专道路，对“三面红旗”认识不清，对“反右”斗争有抵触情绪。评语依据的是毕业前夕的“向党交心”运动，当时的我十足的幼稚，不知生活不易，母亲艰辛，“交心”检讨过头儿。通知书上简简单单一行字：不符合录取条件，不予录取。

　　“文革”结束，处理“黑材料”，里面居然有我当年的“录取卡片”：总分432。当时满分500分，折合现在的“行情”，大约是648分。“通知书”上也的确写着：第一志愿录取院校“清华大学”，录取专业“建筑系”，只是“政治审查”栏里被重重打了一个黑叉。

　　当年我的数、理、化成绩还凑合，最低分是语文，64分。那一年写作题目好像是“大跃进中的新事物”。我写的是一篇有点儿黑色幽默的微型小说，大意是：壁画上一只倭瓜大得压倒了马，于是成立了一个“强壮马匹科技攻关小组”……可能这作文被打入了“另册”。

　　高中时代，我的作文大多被老师选做范文的。高考前那一段好像中了邪，愣是不听老师的话。记得吴琪元先生曾指着我模拟考试的作文，一字一顿地叮咛：“你，这样写，是不可以的！”那清癯修长、竹节般的、被香烟熏成褐色的手指，敲在试卷上的形象，我终生难忘。

　　第二次，1962年，我十九岁。考场在北京师范大学。那时我已在农场劳动，和另三位“知青”一起，历排险阻，以坚毅不挠之精神，争得了参考机会，身份是社会青年。

　　这次报考文科，第一志愿是北师大中文系。写作题目“二选一”：《雨后》和《说不怕鬼》。我写的是《雨后》。这次我可没有离经叛道，农场生活正好为“雨后”提供了新鲜素材。不过，通知书上还是预料中的简简单单一行字：不符合录取条件，不予录取。

　　第三次，1981年，三十八岁，其时我刚由“现行反革命”得到平反不久，在农场附近的中学教数学课。这次参加的是“中文系”夜大入学考试。考生逾千，来自新闻媒体、党政机关、出版教育，各个行业。我没做任何备考，结果语文居然考了全场最高：86.5分。

　　我到了那样一把年纪，又经历了几百上千份“思想汇报”“认罪书”的锤炼，作文自然是当仁不让。写作题目是《回顾与展望》，记得作文中还写了两首小诗。一首绝句是考场草就：“歧路无愁自有情，断碑湖外月和星。壮别莫笑沙洲冷，素笺敢挟渤海风。”想必是阅卷老师觉得这诗还有几分趣味，作文给了个满分。就此，我上了师院中文系。

　　（《北京青年报》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