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朝的几种误读

　　在大多数国人眼里，提起宋朝，不少人会立刻联想到“积贫积弱”四个字。然而事实是，宋代虽然从版图上看疆域狭小，军事上不受周边民族胁迫的日子仅有几十年光景，但其内部科技教育的发展，工商贸易的发达，社会生活体制的完善，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都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两宋大势

　　公元960年，袭用五代武将拥兵问鼎的故伎，宋太祖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开国后，由他亲手擘画，再经其弟宋太宗完善，形成了一系列制度规范，称为“祖宗家法”，为中央集权的君主官僚政体开出了新局面。他与宋太宗推行“先南后北”战略，借助战争或和平的手段，至979年最终平定了南北割据政权，完成了中原王朝的相对统一。

　　自五代后晋起，作为中原王朝的稳固屏障，长城防线已南北易手转归辽朝掌控，宋太宗两度试图夺回，在雍熙北伐中终遭毁灭性打击，导致宋朝对北邻游牧政权产生了根深蒂固的畏惧心理，转而确立了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1005年初，宋朝遏制住辽军南下的势头，订立了“澶渊之盟”，以岁币为双方换来了长期和平。在其后与西夏的较量中，宋朝再处下风，仍以“岁赐”换和平收场。这种外交定式，也影响了南宋与金、蒙的折冲。

　　经过立国前期恢复，自北宋中期起，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手工业领域出现了“煤铁革命”，铁产量与冶炼术均居世界之首，煤的采用促成了工艺技术与城市生活的进步，手工业分工的细密化与专业化程度大为提高。冶铁技术的改进促成了农具革新，梯田、圩田、湖田等大量开垦，全国耕田额大幅度增加，传统农业发生了重大变革。

　　城市也一改前代隔绝的格局，打通了商业区（市）与居住区（坊）的坊墙，取消了城郭区别与宵禁制度，实行开放式管理。这就促进了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经济性城市的转化，工商贸易与文化消费的成分大为增强。城镇化速度随之加快，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大中城市外围构筑了以县镇为拱卫的网络，市集则星罗棋布于网络末梢。城镇网络为城市社会的繁荣与市民文化的勃兴提供了平台，商品经济也随之飞跃。不仅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甚至文化消费，也都进入了流通领域，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型。11世纪初叶发行的“交子”，作为最早的纸币，标志着商品经济的总体水平。

　　随着蒙古崛起，南宋趁蒙古南侵金朝之机，中止与金的和约，双方重开战端。宋度宗时，贾似道主政，对决定大局的襄樊之战失于驰援，终致陷落，元朝大军得以沿江东下，1276年进围临安城下，宋恭帝投降。朝臣先后拥立幼君帝昰与帝昺，辗转闽粤沿海，继续抗元活动。1279年，流亡政权连同其舰队在崖山决战中全军覆没，标志着南宋最终灭亡。

    政治文化遗产

　　宋朝的遗产不胜枚举，但事关政俗人心而值得究心盘点的，显然应该聚焦于政治文化与精神文化。宋朝的政治文化遗产主要体现在制度设计与统治思想上。

　　先说制度设计。宋朝确立文官体制，抑制武将势力。宋朝立国后，在军事制度上创设了枢密院、三衙的新体制。中央禁军分为马军司、步军司与殿前司，三衙鼎立，互相牵制，改变过去由一将独领的做法，三衙主帅只有统兵权，没有发兵权。与此同时，另设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构，长官一般由文臣担任，只有发兵权，而无统兵权。每有征战，皇帝亲自命将，所命主将未必都是三衙之帅。宋朝实行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方针。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京师禁军都比地方禁军雄厚精良，旨在拱卫京师，弱化地方，此即强干弱枝。在禁军布防上，则一半驻守京城，一半分驻外地，合京城禁军足以对付外地一处的禁军，合外地禁军也足以对付驻守京城的禁军，不至于酿成外患内乱，此即内外相制。

　　为防范相权独大，威胁君权，宋朝采取了三项措施。首先，把最高行政机构分为中书门下与枢密院，把原属宰相的那部分军事权力划给了枢密院。其次，增设参知政事作为副相，防范宰相专擅。另外，增设三司总理全国财政，把财权也从宰相手里分割出去。

　　在地方政权上，派遣文官主政州县，直接对皇帝负责，另设通判掣肘州府长官。在州府之上，派驻代表中央的路级机构，主要有漕司、宪司、仓司和帅司。

　　宋朝在政治制度上的顶层设计，作为影响深远的政治遗产，为后代所继承。直至近代以前的帝制时代，除却王朝鼎革之际，从未再上演过皇权倾覆与地方割据的大乱局面。

　　再说统治思想。宋代的统治思想已达到了这样的共识：“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始立。”在确立重用文臣、抑制武将基本国策的同时，开国者特立不杀士大夫和言事官戒誓，作为后世君主必须恪守的制度保障。

　　宋朝士大夫独立人格之养成，当然有社会变动的深层原因，但最高统治者的政策保护与思想导向，其作用不可忽视。尤其对于承担权力监察功能的台谏言事官，宋朝君主大都以“崇奖台谏”“不罪言者”相标榜，“借以弹击之权，养其敢言之气”。正是最高统治者能够“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促使士大夫官僚“所以自待者愈不敢轻，上下交相待，而人才日以盛”，他们才得以相对充分地议政论政，实现其政治抱负。

　　宋学不仅是学术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宋代以后迄于今日的民族素质与价值信仰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举其荦荦大者，略有以下诸端。

　　其一，平等意识。唐宋社会转型，开启了科举公平竞争的闸门，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各阶层子弟都有可能登第入仕。

　　其二，兼容精神。宋朝政治氛围相对宽松，兼容精神遂应运而生。宋学在其创立形成期秉持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颇具怀疑精神与创新活力。正是在兼容并蓄中，士农工商不断吸收、借鉴、融合其他异质文化，创造出璀璨辉煌的文化遗产并影响至今。

　　其三，经世理念。宋代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百姓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

　　其四，名节操守。晚唐五代以降，忠义廉耻扫地以尽。新儒学重建过程中，表彰名节操守尤其不遗余力，至北宋中叶已“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

　　当然，宋朝的遗产也有消极因素。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理性区分宋朝遗产中的新生儿与洗澡水，全单照收与一起泼掉的做法都不足取。

    几种误读

　　宋朝立国年代长，史料存世数量大，未经全面占有，缺乏深入研究，仅凭个别记载，便下全局判断，难免会出现失误。以下几种误读，当前亟须纠偏。

　　第一，过度美化宋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宋朝确实出现了新气象，但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毕竟未脱君主专制与地主经济的大框架。

　　先说社会经济。有误读者将宋朝说成是农民“自由、快乐地生活的朝代”，显然有失偏颇。宋朝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虽有改善，但官府代表国家对其控制与盘剥并未放松；他们的生活在总体水平上尽管比前代有所提高，但总不能将宋朝美化成“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

　　次说言论环境。宋朝士大夫官僚确享有一定的言论自由，那是相对其他专制王朝而言，但即便宋朝也仅限于政治生态良性运作期。南渡以后，政治生态明显恶化，秦桧在宋高宗的默认下，屡兴文字狱置反对派于死地；韩侂胄以“伪学逆党”倾陷政敌，厉禁道学与道学派，都是众所周知的。

　　再说士风名节。新儒学确有砥砺人心之功，也出现了范仲淹、包拯、文天祥等一批士大夫精英。精英有榜样的力量，但士风从来随政风互动。在良好政风下，例如北宋庆历、嘉祐时，士风相对振作，操守自然高扬。政局一旦污浊，虽仍有少数士大夫不为所屈，但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专政时，士风窳败，斯文扫地，何来风骨气节可言！而这些权臣与麇集其麾下者，十之八九不都是士大夫官僚吗？足见笼统断言宋朝是“君子时代”，无疑也是误读。

　　第二，无关中国模式。如前所述，宋朝在政治文明上有着长足的进步，但其所有进步都是相对的，而且是在专制政体下展开运作的；皇帝仍是国家最高决策者，祖宗家法下所有顶层设计无不服务于君主专制集权。把宋朝政治误读为现今中国模式的根本失误，就在于有意无意地忽视君主专制这个大制度，而处心积虑地美化某些小制度。

　　比如，有人把宋朝对皇权及其决策程序的相对制约，解读为“皇权成为最高公权力的象征”。殊不知宋朝这种相对制约，最终必须以皇帝自觉接受权力制衡为前提。这也决定了代表皇权的宋朝皇帝不可能像近代立宪制那样彻底虚君化，也就谈不上宋朝“以制度保障了国家公权力最大限度地属于全社会”。

　　（《同舟共进》2016年第4期 虞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