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用体系并非道德档案

    国务院印发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这份纲领性文件明确规定，逐步建立健全信用法律法规体系和信用标准体系。于是，各地纷纷酝酿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笔者不由想起若干年前的全国两会期间，曾有政协委员提议，给每个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档案，以使大家“知耻”。当前信用立法应避免建成道德档案。

    究其根源，在社会治理中，法律系统与道德系统担负的功能判然有别：

    其一，确定性。道德会因年代、地域、职业、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的差异而呈现多元特征，因而呈现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而法律规范则以社会主流道德为基础，是民众的最大公约数，确定性相对较强。

    其二，可操作性。由于道德标准不确定，以道德对人和事物进行最终评价，操作性太弱；法律不仅明确了权利与义务的分配，还设定了违背义务的责任条款。而且许多技术规范，例如检验检测标准、交通规则等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其三，被滥用的可能性。由于道德标准不确定性较强，裁判者有可能以道德之名行一己之私，甚至进行道德绑架；而法律是通过正当程序选择的结果，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恣意和妄为。

    道德规范的上述特点，使其无法担负起调整社会、确定预期和保障人际沟通的功能。鉴于此，各国普遍的做法是以法律、而不是道德作为治理社会的基础规则。此番信用立法，着意于建立信用法律制度，而非建成公民道德档案。

    （《文汇报》6.3 罗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