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文集》终于又出,而且是卷帙浩繁的七卷本。上一次还是1998年,作家出版社那套《阿城文集》,五卷,封面青蓝画意,轻逸峻秀。
想约访阿城,被告“不可能”。那找个人来谈他?第一个就想到杨葵。1998年,他是第一个说动阿城出文集的人。18年后,这又二度躬逢其盛。
小说只是他的一部分
“那个时代他绝对是一个明星。1985年作家出版社策划‘文学新星丛书’,出的第一本就是他。”杨葵回忆。“确实写得好,他那几个小说,即便现在来看。”
然而阿城并不把自己当一个作家看待。“他在公开场合就是这么说的——知青的时候没事儿干,大家精神生活太空虚,他就自己写点东西。写完大家看看过瘾,当一样儿特别好的精神生活。”杨葵这样说。
他因《棋王》等小说名满天下,于是大多数人对他所知也就那么一点儿。在杨葵看来这是可遗憾的事。“如果我们来聊阿城这个人,文学在他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上世纪整个中国文化热,就知识分子开始谈文化这件事,最早的发轫点,是阿城。”
1985年7月6日,阿城在《文艺报》上发表《文化制约着人类》。“阿城从那个时候就在思考文化是怎么影响我们生活的。后来的文化热,阿城即便不能说他始作俑者,至少他也是一个发轫的特别重要的点。他的所有关注,都是在一个大文化的点上。他从一开始就眼界开阔,从更高的角度在看。他最重要的价值根本不在文学。”正是在这一点上,杨葵觉得《阿城文集》出版,是个机会大家可以看到他更多。
古典文人精英趣味
《文化不是味精》里有一篇,阿城写到那年父亲平反消息传来,阿城对父亲说:“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很残酷的。”
1957年阿城八岁,父亲钟惦棐贵为电影局局长,因为在《文汇报》上写了一篇《电影的锣鼓》,一夕之间成为右派,家庭的困厄瞬间就来了。
在学校被边缘、没有尊严的那些年,还在上小学和初中的阿城常常在琉璃厂一呆就是一天。
“我们小孩子,店员是不管的。觉得好玩儿的东西,店员就自得其乐讲故事。我的许多见识,就是这样得来的,玉、瓷器、字画儿、印章。一个小孩子,其实对名家的东西并不当真,而是对喜欢的东西着迷,之后渐悟。”阿城自言“童年震动最大的就是看到了曾经的生活方式”。后来与人聊天,逐渐意识到自己与同龄人的文化构成不一样了。
“学识、修养、文字表达,你很难找到这么完备的一个人来谈这些东西。而且阿城不会把它写成一个专著,他用闲话闲说的方式、漫谈的口气。他重点不在得出结论,而是要打通一些东西。”在杨葵看来这就是“趣味”,“杂糅的中国古典文人精英那种趣味”。
一个通才
“阿城是个难以被化约描述的‘文艺复兴人’。他既能画画、拍照,也擅写小说、随笔、编电影剧本,还有烹调、修护家具、组装汽车等好手艺。称阿城是小说家、文体家或生活家,不妨视他为坐拥世俗却清明谦冲的智人。”这是2003年台湾人介绍阿城时的用语。
阿城跟侯孝贤合作了好几部电影。《海上花》,他是“美术指导”。
有一回棚里在拍一个下雪的场景,自然是那些人造的纸片往下撒。老侯看监视器说:“这个雪不行,太假。”阿城就到那棚顶上,让人把那些纸都先使劲拽一拽,拽松了然后再撕,那个纸的密度就变化了。再往下扔的时候,飘的速度就慢了。
还有一场戏是透过窗玻璃拍窗户里边。因为现场打光还是电灯光,煤油灯什么的都是道具。侯孝贤就觉得拍出来那个光不对,太硬了。就找阿城。阿城就在那玻璃上刷了一层水,再回监视器看,有那层水那个光就柔了,显得有点儿油乎乎。老侯一看,“对了”。
阿城总被人赞是一个通才。他举了个例子,前院老王正弹古琴呢,突然家人跑来说后院炉子灭了,那就拿出办法重新去给点燃。这是一个人应该有的技能,生活就应该是这样——古琴可以弹得特别雅,转身回去又可以通炉子。
性情遗产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阿城来北京,送他去酒店路上,杨葵问阿城:“晚上要不要一块儿吃饭,我跟他们说了你来北京,他们都特别想见你?”阿城当时在车上眼睛看着窗外,自言自语了一句,大意是一个人想自己呆会儿,还真不容易。这么一句话甩出来,搁谁多少都有点儿尴尬。
阿城怪、不好接触,是出了名的。像是有一股本能。“我探究过他这种本能怎么来的。”杨葵印象中,阿城会经常说起“家庭出身”,“都这么大岁数了,这都什么时代了,还聊这些事儿。”
“但是他现在呢,第一是不自觉的,第二,是省得麻烦。如果你是一个随和的人,得有多少时间应付这些事。别人觉得你难打交道,干脆不来找你。”杨葵觉得这种个性在现今是种难得的事。“这其实是一种修养,说得直白一点,是能不能面对无聊。”
杨葵相信阿城也必然要面对人生的无聊,但他自有自得其乐藏身之处。“有一个东西能抵挡得住,就是文学艺术。琴棋书画,都是一个人能忙活的事儿。”
《阿城文集》第七卷《脱腔》中有一篇《海上文存》,阿城写道:“陈存仁先生的学识、文字留给我们,更难得的,我倒觉是他在他的文字中,留给我们的性情遗产。”阿城他自己也是。
(《北京青年报》5.21 吴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