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眼中的日本

    时隔三十多年，傅高义再版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仍然首印售罄，并非因为作者那哈佛“中国先生”的名声。这位费正清的继任者因为呼吁中美合作而获得中国政府赞誉，但他在社会学上的成名作却是这部关于日本的调研报告。

    中国读者大可不必义愤：“日本第一”这个让人怎么看都不舒服的标题，乃是诞生在二战后“美国-日本”这一既定的国家间附属关系当中；它首先挑战的，是“美国第一”的心理位次。在这一挑战背后，是如今因为常态化而甚少被提及的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念。本书的观点是，在半个世界都面临着这一社会形态的种种课题时，不论在态度还是技术上，日本都创造了奇迹。

    在傅高义看来，相比于幅员也辽阔、资源也海量、自信心也爆棚的美国，日本仍能“第一”的秘决一言以蔽之，就是充分摄取信息和广泛的事前协商。

    随便打开一部日剧（比如《✕✕阁下的料理人》之类）就可验证这一观点。撇开凭借美食就可以感动外国首相的脑洞式剧情，日本人愿意为达成宏观目的而了解对方到指甲的行动模式几乎无孔不入。这个小小的亚洲岛国对于知识的渴望之深和获取技术之高，以及它在克制欲望和创造欲望之间的协调本领，不能用其并不悠久的传统去盖棺，也无法拿天命偶然来敷衍。

    在一个以“协商”为政策指向和基本文化氛围的社会里，日本官僚即使拥有特权也无法个人独大，而他们辛苦工作所获得的声望和成就感也大大超过了金钱欲。如此一来，不必通过刻意的“防腐”手段或者煞有介事的分权，就能达到廉政的效果。日本的精英官员们能够向社会释放更多的想法和可能性，而对于其领域内的企业也只是提供各种平台和建议，不愿也不能直接加以控制。

    在多数时候，人们都批判官僚体制的繁冗和束缚，而本书的调查显示，尽管日本人也会发出卡夫卡式的抱怨，仍然没有哪个现代国家的公民会像他们一样，为身为高度发达的集体动物而由衷自豪。终身雇佣制（该制度至今仍是主流）提供了领导层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不断调职则带来了灵活和润滑。总之不论日本人活得如何“累”，与他们所献身的行业充分结合这一点本身已经形成了一种坚执的情趣，而他们所服务的团体的承诺则多数都得到了兑现。

    如是种种，尽管日本人的幸福指数在全球排不上前列，考虑到社会性和个体自由这对经典矛盾在多数国家的实践情况，日本人的平均生活或许已经达到现代人劳瘁的浮世人生的最高标准了。

    为了长远的好处，日本人能牺牲当下的利益，充分的“事前酝酿”乃是为了最后的“公平分配”。重点是，日本人真的吃到了忍耐的果子。他们写小说、做学术、搞谈判、谈恋爱和吃纳豆一样，有时令人不耐，但在另一方面，它形成了一个有理可讲的社会。讨价还价的张力是实现社会公正必不可少的动态过程，傅高义苦口婆心，力图表示这个过程要比量化道理和空置道理都好。此外，在一些需要战略眼光的问题上，日本作为整体也能够表现得像个体一样洒脱而坚决。比如那个在各国都连绵延宕、永远在计划中迫在眉睫又永远在实践中被排在最后的环境污染问题，这个国家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的全社会的努力称得上其利断金。学者贺桂梅曾经感叹，经过一拨又一拨游客潮水一样的“袭击”，京都这样的城市仍然保持了它的个性、秩序和极高的清洁度，实在值得深思。

    （《文汇报》5.16 卢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