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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杂书馆，这里的招牌是从故纸堆里“捡”出的80余万册古旧书籍、民间文献，通过它们，似乎可以看到另一个血肉丰满的历史。
“一种俗人，他并不晓得才情，只拣相貌好的。男女的相貌，只要端庄厚重，哪管他好看不好看。倘是生得标致，大半是薄命的人，万万靠下（应为“不”字）住的。”
这是刊登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年底出版的《北京女报》上的一段话，作者“录闲闲者”，文章名为《论中国男女结亲的坏处》。
2016年3月末的一天，我来到民间公益图书馆“雜·書舘”（后文简称“杂书馆”），用手机扫二维码进入借阅页面后，在对读者开放的约20万册晚清民国期刊和图书里，我挑了这份《北京女报》，填好纸质借书单交给工作人员，五分钟后，它便被递到了我手中。
三张泛黄的报纸套在透明塑料纸里，这张民国报纸的缝隙里填满了“吸鸦片的坏处”、“慕贞女学堂”的招生广告，竖排铅印，纸面上有大小不等的黄斑，一翻动发出令人胆战心惊的咔哧轻响。我的对面是一张竖起的深红色油墨印刷《北洋画报》，头版梳蓬蓬头的影星胡蝶攀在一棵树上。旁边一本黄红两色条纹的旧杂志窸窣作响，封面赫然黑色三字：新青年。
“别有一番呼吸与血肉”
在2015年11月27日正式开馆之前，第一任馆长高晓松便已为杂书馆吆喝多时，透露其中“收藏了最多的民间宝卷、鼓书、杂字、民国教材等等杂书杂志”，并请好友张大春题写了馆名。
以1949年建国为分界线，杂书馆分为国学馆和新书馆两个馆区。新书馆更接近通常意义的图书馆，建国后出版的20万册各类图书被分类罗列在一个个胡桃色的木质书架上，读者可以自由取阅。
比起新书馆，藏有“八十多万册明清民国书刊文献档案”的国学馆更像是个仓库，空气里弥散着古旧书籍散发出的陈年灰尘霉变的味道。
国学馆内共有七个分馆，包括晚清民国期刊馆、民国图书文献馆、西文汉学馆、特藏新书馆、线装古籍馆、民族民俗古籍馆，以及名人信札手稿档案馆。
这里是杂书馆真正的招牌——5万多册17世纪以来的外语读物挤挤挨挨堆在铁质书架上，多为晚清民国游历中国的洋人笔下的民俗，还有明末传教士来华传教的书刊。10万多册唐宋到明清的线装书藏在用玻璃柜门防尘的木质书柜里，这是杂书馆最为昂贵的一批珍藏，甚至还有3000种出版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学校线装本教材。10万多册晚清民国期刊分类极细，其中创刊号有九千多种，近四千余种期刊或其中若干期未见公开著录，收藏量占当时出版种类的一半左右。还有从全国各地收集的民间戏曲唱本10万多册，以及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钱钟书等名家手札20多万件。
“洋洋数十万民间之宝卷、杂志、鼓书、杂字、书信、教材；浩浩数百年华夏之信仰、民生、娱乐、改良、革命、沉沦。”在为杂书馆写的序言里，高晓松如此形容书馆藏书，并希望借此“于官修机器人正史之外，别有一番呼吸与血肉”。
收破烂大军抢救出的图书馆
如此大量的古旧书籍、民间文献从何而来？高晓松在不同的场合谈及这个问题时都提到：“得益于几位民间大藏家的捐赠。”在国学馆二层尽头的副馆长办公室里，我见到了担任杂书馆副馆长的赵先生（化名），他便是高晓松口中的大藏家之一。
还算宽敞的办公室地上堆着几箱正在拆封的旧书，沙发旁、茶几上堆着一叠叠刚收到的民国算术教材、戏曲唱本，还有清末的《戒毒手册》。
“我们这些书，都是散落在民间的，本来是要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的。”赵先生拿起一本封面已经残缺不全的木鱼书唱本，掸掸上面的灰尘说：“这个杂书馆可以说是靠收破烂大军从废纸堆里面抢救出来的。”
如今北京旧书圈的大腕杜国立，便是“收破烂大军”中的主力成员，在杂书馆还没有影子的二十多年前，他就经手了这批旧书，“我们七八个人，在一百多吨的旧书报堆里，足足挑了三四天”，挑出的正是现在在杂书馆国学馆中最受欢迎的《新青年》。
杜国立的旧书买卖是从废品收购站开始的。收书有了名气，一些名人后代要处理旧书旧物时，甚至主动联系杜国立。老人去世后，书房要挪作他用，杜国立就把整个书房的手稿、信件、藏书，甚至包括桌椅家具一次性买断。北京许多旧书商都会从这个途径收到不少书，名人是少数，大多数是藏了一书房普通旧书的老文化人。杜国立们会将书籍仔细整理好出售，书签和字条都原封不动地留在书里，“为了让书友看书时，会想到这本书原来的主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各地图书馆拆迁重建、搞电脑索引，大量旧书报和名人手札被当作废品流向垃圾处理厂。一个老牌图书馆要处理一堆旧杂志，要价几十万。杜国立跑去图书馆一看，上百吨杂志堆成一个长二十多米，宽七八米，高两米的纸山。面上一大堆不值钱的八九十年代新杂志夹着几本民国旧书报，“这么大的老牌图书馆，不应该没东西”。他一咬牙买下了这堆书。
在书堆里拣了三四天，杜国立竟然翻出了几万册民国时期的书报，《新青年》、延安时期的《抗大》《毛泽东选集》，最贵的是《人民日报》的创刊号，二十年前就要价几千块一份。这些书报大多卖给了在潘家园书摊上认识的一位藏家，此人正是赵先生，这些杂志也成了后来杂书馆藏书的一部分。
杜国立还记得送去杂书馆的第一批书是“一车得有一万多册的外国书”，那是北京一个图书馆除旧换新时淘汰掉的老书，书平均在七成新以上，封面和纸质都讲究。虽然不知道书里写的内容，他本能觉得这些书不错：“老书，讲什么的都有，外国人写的中国，里面有插图有画儿。”
除了旧书，还有各类信件，“都是论袋卖，一口袋一口袋的萧乾、十多封周作人。”一批从商务印书馆流出的作废了的名人手札也被杜国立直接送去了杂书馆，“贵的有胡适手札，一页就卖十多万块钱。”
钱钟书去世后，家人把他的信件撕碎卖废纸。蹲守在小区里的书贩发现是钱钟书家流出的东西，赶紧截下来，“一页纸被撕成了七八份，都是往来的信件”，装了十几个麻袋。这些书信几经辗转到了杜国立手上，他把这些纸送到了杂书馆。赵先生正在试图复原，“拼了两千多封，还有两个袋子拼不上”。
如今，杂书馆每个月都会从旧书商处收到几百册旧书。从杂书馆筹备到现在，杜国立卖给杂书馆的书总值已经达到数百万元，这些从废纸堆里捡来的旧书占杂书馆古旧书籍来源的七到八成。
历史的，民间的
由于定性为民间公益图书馆，杂书馆的运营主要依靠一些民间人士的资助，人员和资金都相对有限，因此，对待书脊破损、纸张薄脆的旧书报，杂书馆暂时没有能力进行古书修复工作。对于旧书保存，杂书馆也做不到一般公立图书馆的恒温恒湿。这也是杂书馆采用预约制度的原因，每天阅读上限不超过50个人，赵先生说：“提供充分的阅读需要太多的投入，我们只能提供简单的借阅抄录。”
但是藏家们设立杂书馆的野心，却要远远大于“简单借阅抄录”。
杂书馆现有二十万件民国时期普通人往来信件和传记，赵先生希望将来能扩大到一百万件，建立档案资料库：“这样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当时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真实的想法、理念，从另一个角度来揭示历史。”
他说，这些古旧民间出版物在官方图书馆的收藏里没有市场，但却有着自身非凡的价值：“它们区别于官方出版，能让人真正知道过去的老百姓读什么、学什么、想什么。”
“我们要在晚清民国民间文献出版物收藏方面，成为全世界收藏量最大的，各个领域都要成为全世界收藏最大的主体。”赵先生详细地描述着杂书馆未来的野心：“晚清跟民国文献收藏，收藏种类要力争达到全国所有文献的50%以上。现在这目标我们基本上达到了，收藏了有40%到50%。我们只要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就会达到60%。”
未来，他设想的理想状态，杂书馆的阅读应该分为两类：普通读者的免费阅读和查询，学术爱好者、科研人员付费使用文献。付费使用将采用一对一的形式，会专门另辟阅读室，工作人员根据读者需要，从书库里取出一千本甚至更多资料，供其在一年里随时来杂书馆查阅，最后一次性支付劳务费。
复原名人销毁的信件是否涉及隐私？赵先生认为：“我觉得真实的历史更应该受到保护，不应该为了保护名人的隐私，就把这些都送到造纸厂去了。比保护隐私更重要的是还原历史真相。”
“历史至此不再顾影自怜”——在高晓松为杂书馆写得序言里，也多次谈到历史，似乎希望杂书馆能够给读者一个看历史的新角度。赵先生则将这个意图讲得更为清晰：“我们的图书馆要培养的不只是读书爱好者，更是民间的学术爱好者。因为，民间和官方不是对立的，而是不同的”。
（《看天下》2016年第11期 翁佳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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