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祠堂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散步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背依平台，龙脊青瓦，粗粗的廊柱，红红的门窗，我以为是盖什么庙，走进去一看，一头发稀少的中年人正蹲在大梁上描龙绘凤，四壁已画满了古装戏上的人。我说能画庙手艺一定不错，那中年人却说是画先人呢！原来是画祠堂呢！问及祖上出过什么大人物，他回答道：“明代时出过个大将军，保驾朱元璋有功！”这虽是一座只有三间大的仿古祠堂，却点燃了我记忆深处的老祠堂。

    农村孩子，都是在无数次跟着大人给祠堂叩头烧香时长大的。老人哄娃娃说，要学乖娃、要学勤快、要好好念书，千万不要说谎、不要偷懒、不要走歪门邪道，你做啥事老先人都知道，老先人喜欢老实娃，总在暗地里给老实娃指路。于是，我叩头时比伙伴们叩得响，献礼时比伙伴们拿得多，平时我也爱在老祠堂转悠，我要让老先人记住我，千万不要把我与狗蛋、六喜、科娃、引弟他们搞混了。

    昔日关中乡村，祠堂正中都悬挂着“某家祠堂”的雕漆牌匾，里面是一张两头翘起的供桌，供桌上是一排排按嫡庶、按支系、按辈分罗列的先人名字，五服之外的则笼统以“祖先”而论，祠堂正中悬挂着正襟危坐、栩栩如生的始祖肖像。有讲究的大族还把先人创业的历程画成精彩故事，有余力的则设法把修好的族谱放在香案上。上香奉献念祷文，当是族长的权力；为先人唱戏、耍社火以及修缮支出，则由族人自愿出资或均摊。婚娶、添丁、亡故以及日常邻里纠纷、违法犯罪的均要到祠堂奉告。祠堂的大门只有过年和清明、端午、中秋、冬至才香火缭绕、张灯结彩。当然，因金榜题名、受封旌表等光宗耀祖的，少不了要随时锣鼓喧天一番。

    祖上是一面镜子，孩童会看出自己能长成什么样子；祖上是一根脐带，孩童会在亲情温暖下崇德尚礼。他们把先人芝麻大的事都看成英雄事迹，先人成了他们的庇护神，他们懂得没有先人就没有他们。于是大年初一，这个家族的老老少少，都要进祠堂献白馍、献果子、献羊头、献猪头、献美酒，击锣敲钹，三拜九叩，族长重申家规家法、族训族约。家境贫穷的孩童面对先人，会庄严宣誓：一定要发愤图强，活出个人模样。而更多的族人，则希望先人保佑平安健康、风调雨顺。

    一个家族成了一张脸，说话成了一口腔。就是面和心不和，遇事也要看祖先的面子，看族人的面子。同一族的人在繁衍生息中流落他乡，也要辗转寻根祭祖。岐山蒲村乡有个村子叫孙家庄，几户人家遇饥荒扎寨青化乡，后又分支出另一孙家村，同根同族使青化孙氏人家大年初一必来拜祖。四十多里路程，顾不上喝口水，赶到时已是晌午。族长常埋怨拜祖错过了良辰。青化孙家人就想出良策，于某年的大年三十偷偷牵着牛来到孙家庄，说是提前来虔诚祭祖，结果到半夜三更时分，偷出“先人牌”用牛驮回村上，独自供奉。这种用牛驮走先人牌的事，曾发生过不少，也往往是怎么要也要不回的。“先人牌”用牛驮寓意先人是很牛的，后人会像牛毛一样密密匝匝、红红火火。

    关中祠堂，大都于“文革”中被毁坏，有些做了仓库，有些做了校舍。不少人不知三代以上的祖先。祖母在世时，我曾问到我的“爸爷”（曾祖父）是何等人？祖母说：“他是个医生，也是个善人，一生救过好多穷人的命。”祖母还说：“我一到你吕家，一天要做十几次饭，都是做给要饭的。你们兄弟三个能端上公家饭碗，能在外面干点事，不是你们本事有多大，是你们先人积下了德。”

    幼时我从家中的“先人案”上见过曾祖父名字，破四旧时家人用此案做了头门。我知道，曾祖父在庇护着他的子子孙孙，子孙们更应眷念穷人，多做善事。因为“人做好事，好事等人”。大人说，过去有威望的族长比县长忙碌，自己就是言行一致的“人样子”，族里出了偷鸡摸狗、不守规矩的败类，除了按族规处罚，族长就在祠堂下跪几天几夜反省赎罪，吓得当事人一家陪跪不说，还要搬出年事已高的长者求情。所以，乡村很少有什么乡匪村霸之类的害群之马，县长老爷自然是无为而治坐享清福。

    祠堂的消失，无疑是中国乡间政治进步、文明开化的结果。但乡间也出现了教化缺失、传统丧失、伦理颓废的一面。乡间赌博成风，二毛子横行，老人被子女当成累赘无人赡养，麻糜婆娘更是无人调教，要是有个族长管管事，要是有个祠堂罚罚跪，或许一切会变得好些。

    （《光明日报》4.29 吕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