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与西学东渐

    新文化运动的实际领导人

    许多人都把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认定为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日期。《青年杂志》的创刊地点在上海。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其创刊号上《敬告青年》的文章中明确宣告：任何不合于现今社会的事物和观念，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向，皆一文不值也”。

    1916年9月1日，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他在第一号中写道：“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为取新青年之资格也。”这表明，作为一个“新青年”，不是年龄合适就行，而必须有新的认识、新的观念、新的作为。

    同在《新青年》第一号，还刊登了李大钊的《青春》，文章号召青年人冲破“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立志创造一个新社会、新国家。

    在《新青年》第五号上，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他提出，要以白话文为中国文学正宗，认为真正的文学应当“实与今日社会之情状”。从这个角度来评价胡适，说胡适是“白话文之祖”并不错，但胡适这篇《文学改良刍议》的最重要之处是他认为文学必须反映社会现状，必须言之有物。

    陈独秀接着在1917年2月的《新青年》刊出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文中对旧道德、旧文化的开战更为明确。在陈独秀看来，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标榜民主和共和，但“黑幕未稍减”，原因就在于“盘踞我人精神界限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

    陈独秀的这篇《文学革命论》和胡适的《文学革命刍议》的发表，轰动了国内文化界，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檄文。

    1918年9月15日，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这是周树人首次用笔名“鲁迅”发表的作品，也是鲁迅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描写了一“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通过主人公“狂人”之口，指责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人吃人”的罪恶社会，预告将来的社会必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综上所述，人们把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视为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年，是有根据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以及其他一些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学者、名人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也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陈独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旧称“德先生”“赛先生”），很快地掀起了一场思想革命、文化革命，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礼教、传统道德观，启发了广大群众的民主觉悟、革命觉悟，为“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

    在这里必须指出，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及北京大学成为蓬勃开展的新文化运动中心的意义。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赴任前，多数友人认为北京大学校方历来都是官僚主持校务的，所以多数友人劝蔡元培不要就任，有碍名声。也有少数友人认为，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可以借此机会树立新校风，整顿教学秩序。

    在深思熟虑后，蔡元培慨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改造学校的领导作风，充实学科、学制，倡导平民教育，首行男女同校。他采取“兼容并包”方针，大量引进新派人物，不拘一格招聘专家。在蔡元培校长倡导下，北京大学开创了思想自由的新风。

    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校务期间，陆续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有名望的人来北京大学。这时《新青年》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

    在蔡元培领导下，“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大旗帜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关于民主的含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包括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民主自由权利等内容；二是指反封建反专制，认为中国要在今日的世界生存，必须放弃几千年来的帝制、官僚的统治，改为自由、自治的国民政治。关于科学的含义，也应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阐释，一是反对封建迷信，反对不科学的种种旧观念，二是向西方国家学习科学技术、科学知识，尊重科学，及所具有的科学精神，解放思想。

    1918年11月15日李大钊在北京天安门演讲和在《新青年》1919年1月发表的文章，被认为是探索新路的代表作。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校长在北京大学生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认为“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这些都表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预示着分化的加速。一些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的人日益倾向于探寻新路。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得新文化运动中一部分人在新路上走得更远，变得更加激进。

    西学东渐是新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

    关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以及由此掀起的西学东渐的热潮，并未因“五四运动”的结束而停步。两个十分有利的条件已经具备：一是除北京和上海外，大多数省会城市开始新建了一批大学，建校经费或来自中央政府、各个地方政府，或来自教会、其他公益机构，或来自商界的赞助；二是各地新创办了一些杂志，或成立了一些学习研究性的团体，它们聚集了一批有志于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学说的知识界人士。

    例如，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李大钊在北京创办了《每周评论》，主要宣传反封建、反军阀统治、反帝国主义的思想，介绍十月革命，介绍社会主义学说。

    又如，《新教育》月刊于1919年2月在上海创刊，由蒋梦麟任主编。《新教育》提倡平民教育，提倡白话文，主张建立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

    再如，1919年3月23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京大学宣布成立，邓中夏、廖书仓为总务干事。该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在北京以外，天津的进步青年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等人发起，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于1919年9月16日组成了“觉悟社”，并开始出版不定期刊物《觉悟》杂志，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

    1920年，恽代英、林育南等人在武汉组织成立了利群书社，书社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激进书报杂志，影响了不少青年。

    在这里还应当提到，1918年4月18日由毛泽东发起，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蔡和森家中，成立“新民学会”，基本成员共21人。1920年8月13日，已在法国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主张组建中国共产党，争取国际无产阶级援助。12月1日，毛泽东复信蔡和森，对其主张极表赞同。

    在这一年的4月，俄共党员维金斯基抵京后，同李大钊等人讨论后表示：在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以及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已经成熟。李大钊同意维金斯基的意见，介绍他到上海与陈独秀见面。

    至此，为一年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举行准备了足够的条件。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闭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开始了中国政治新阶段。

    对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评价既已清楚，那么对新文化运动期间的西学东渐的评价也就不言自明了。

    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从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西学东渐的影响的扩大可能更加引人注意。这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色彩，使一批又一批想改革社会的人，抛弃保守，另辟新路。

    国外传入的有关社会科学的各种学说中，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还有马克思主义。中国的进步青年在这些学说中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对人们最有吸引力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进步青年对于新路的认识尽管不一样，但“走十月革命之路”却成为人们向往的道路，这同样是选择的结果。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新文化运动过程中西学东渐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主流是否定旧文化、旧思想、旧伦理，引进的资产阶级法律学、政治学、教育学和经济学，不仅有助于开阔国人的视野，而且其中仍有不少内容可供刚成立的民国政府立法、行政管理、学校建设作参考。

    以经济学的引进来说，经济学中有不少实用的内容，例如，财政的管理（包括国家预算应力求平衡，国际收支也应维持基本平衡）、金融的管理和风险的防范、证券市场的建设和运行、工业企业的投资和经营、国际贸易的开展、城市化、农村人口的流动、市场秩序的维护等，都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知识。中国经济今后应如何健康发展，如何参与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需要一大批专业人才。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知识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政界、法学界、经济界努力学习和了解西方经济的组织和法制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光明日报》5.4 厉以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