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体制性成本”是关键

    我们通常把降成本看作是企业、家庭、个人等微观主体应该做的工作。然而，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有几类成本，仅靠微观主体的努力，是无法显著降下来的。

    第一类是法定成本。企业经营中有一些成本是法律规定的，比如交税和缴付社保。法定成本不降，企业很难应对经济下行的困难。

    第二类是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出反应所要付出的成本。有很多不恰当的价格管制，使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反应付出的成本很高，导致供不应求。

    第三类是当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反应时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以房地产为例，虽然全国降库存的压力很大，可同时深圳、上海等城市的房价却冲得非常高。为什么呢？如果只有购买力，但没有相应的土地对各地的市场做出灵活的反应，就会出现这种尴尬局面。我们在深圳调研发现，房价涨的同时，有大量的工业厂房空闲。这些地能不能转变为住宅用地呢？如果这些成本不降下来，导致市场主体看到了市场机会，想做反应，但得不到关键的要素，反应过程就会非常慢。

    以上所说的三类成本，我称之为“体制性成本”。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通过改革开放系统地、大规模地降低了“体制性成本”。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很多“体制性成本”下降以后又急速升上去了。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把它们降下来，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就会受到损害。因此，系统降低“体制性成本”是我们应对转型、争取中国经济更好未来的一个关键所在。

    （《北京日报》4.25 周其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