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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6年04月28日 星期四

    太空唱响《东方红》

    《 文摘报 》( 2016年04月28日   08 版)

      经国务院批准,4月24日定为中国航天日。1970年4月24日是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日,在太空唱响《东方红》。也是自这天起,中国航天研制发射卫星及其他航天器从无到有、从易到难、从小到大、从近地空间到深空、从无人到载人,直至今日的辉煌。

        如何播送《东方红》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除带有发射政治性的中国第一星外,主要目的是播送《东方红》乐曲和试验发送卫星上的各种遥测参数。如何实现后两个目的?曾有过三种方案。经钱学森、杨骥、孙家栋组织大总体会议讨论,决定采取一个发射机交替实现两种功能。

      孙家栋、沈振金、王壮等技术人员同音乐部门共同研究,就如何产生悦耳的《东方红》乐曲,决定用电子线路产生的复合音及无触点的电子开关,来模拟铝板琴键演奏乐曲。这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音键”,另一个是按节拍的敲打。《东方红》乐曲前8个音节中,有6个不同的音(5,6,2,1,6,1),就是说有6个不同的“音键”。研究可用6个不同的音源振荡器替代6个不同的“音键”;用程序控制线路产生的节拍来控制音源振荡器发音。这两相结合,就产生了类似弹钢琴一样发出《东方红》乐曲。

        司令员提问内行

      一天,在司令部会议室开会,李福泽司令提出他最为关心的事,他说:“发射台与火箭对接后,火箭的垂直度调整与方位瞄准时,这一较复杂的基础对准系统的问题解决否?”他又用手比划着,绘声绘色地说,“火箭的调平瞄准常影响我们预定的发射时间。”

      李福泽的发言,钱学森、任新民等专家内心兴奋,反映在他们的微笑表情上。他们感觉到了一位老战士进步很快,能提出问题,不再是会议收场时,要不尴尬得无话可讲,要不听了专家的话后说:“就这样定吧!我拍板。”

      李福泽提到的问题是从发射导弹中不断认识到的。第一设计部的米克勤答复:“我们受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启发,在水平仪的原理上,研制了一种称作液体摆组合仪,安装在一级尾舱与仪器舱里各一个。火箭矗立在发射台时,靠调节发射台四条腿,液体摆组合仪可以检测火箭对发射台相对地基面的垂直度。”

        周总理的说服工作

      自1969年5月开始,火箭发动机按计划进行了一、二级;二级;二、三级和三级全推力状态下的四次试车。试车受到“抓革命”的干扰,迟迟拖延了计划。这件事传到日理万机、时刻关心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工程研制的周总理,他先后于1969年7月17日、18日、19日和25日四次召开七机部等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亲自协调,解决和落实二、三级地面试车计划。他对两派的头头们及群众代表讲:“你们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周总理常拖着疲惫的身子,苦口婆心地进行说服教育工作,要求参加这一工作的人员服从指挥,坚守岗位,并委派钱学森、任新民协助部军管会副主任杨国宇将军全权处理试车等卫星发射事宜,从而保证了同年8月22日的二、三级发动机试车和9月6日三级发动机第二次试车获得成功。

      为了明确责任,确保产量质量,根据周总理这年7月间的指示,把经过挑选的直接参加卫星工程设计、生产、试验的29个主要单位3456名主要工作人员又逐一登记,形成一本厚厚的《花名册》,报送总理办公室存查。他再次要求所有参加这一工作的人员,都要服从指挥,坚守工作岗位。

      同时,为了不使科研生产发生卡壳现象,国务院还为长征一号火箭的关键、短线项目开具了特别公函。持有这种“路条”,不管到哪里去求援,都能畅通无阻,有力地保证了研制工作在“动乱”中顺利进行。

      1970年3月26日,长征一号火箭出厂前,周总理在听取出厂汇报时,告诫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工作已经做好了,要继续过细地做工作,搞好故障预想。

      酒泉东风基地秩序井然,不受外来的干扰,一切工作都严格按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从4月2日起,经历4天的测试检查,2颗星均符合设计要求。到4月8日,火箭完成第一次总检查后,星、箭对接呈水平状态,进行火箭的第二、三次总检查,于4月10日通过。

      4月24日21时35分,长征一号火箭在震耳欲聋的隆隆声中离开发射台,冉冉上升。人们聆听渭南测控基地传来话音:长征一号火箭首次发射我国第一颗卫星,一举成功。卫星按设计轨道要求,准确地进入倾角为68.5度的设计轨道飞行。

      10多分钟后,坐镇北京国防科委指挥所的罗瞬初副主任向周恩来报告:“卫星、火箭分离正常,卫星按设计轨道顺利入轨。”周总理立即向毛主席报告了这一大喜讯。

      (《北京青年报》4.24 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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