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近亲繁殖”程度在量化指标上有所改善,但其存在的阻碍学科、学术健康发展的因素却并没有减少,且变得更加复杂。大学校园的“近亲繁殖”正在异化出另外一些现象。
“近亲繁殖”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的学术特权
相对于大学领导担心的大学学缘结构、学术多样性,普通教师担心的是与“近亲繁殖”相伴的、很可能存在暗箱操作和违规出牌的“学术圈子”,而这恰恰是“近亲繁殖”进一步复杂化的产物。如有媒体曾披露了一个很典型的案例:一位年轻有为的研究人员之所以在其工作整整8年后职称仍然“纹丝不动”,其原因并不差在学术成果这种硬件上,而是差在不是那种能够扯上关系的“圈内人”这种软件上。
与古代官场上存在帮派、裙带关系的圈子文化类似,这种学术圈子里都有一个“灵魂人物”,他们要么是身兼处长、院长、主任等行政职务的“官教授”,要么是同时拥有学科带头人、会长、理事长、主编等头衔的“学术大牛”,学术、行政两方面通吃,社会活动能力很强。
这种学术圈子圈得久了,不仅会弱化竞争,还会滋生狭隘、自我错觉和自我膨胀,成为排斥异见、异己的“学术山头”。如果这种圈子再连着圈子、圈子再套着圈子,就会在校内形成有几位或十几位所谓的“学术大咖”把持、霸占学术资源的利益圈子。他们各怀用心,相互利用,往往以专家评审、专家会审的名义,掌握甚至垄断了校内的职称职务晋升、科研项目、荣誉称号等学术资源的评审权和分配权。
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耍弄的就是那种“由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学术特权。这也表明,学术特权是“近亲繁殖”的一个发展源头,更是“近亲繁殖”加重化、复杂化的一个重要推手。
防“近亲繁殖”,反学术特权是根本
如果说“近亲繁殖”影响的是大学的未来,那么,与它有着割不断关系的学术圈子及其滋生的学术特权,则是大学当下面临的最现实的威胁,也是最需要我们警惕的。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学术特权,因为它才是摧毁大学学科及学术发展根基的致命伤。
当前,在大学校园内“构建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大力激发创新活力”已成为国家“两个一流”建设的重要政策指向,这意味着我们要防治的“近亲繁殖”,显然不能只是简单地防范“留校任教者”,而是要致力于建立一个学缘结构多元化的师资队伍,一个开放、公正且充满活力的教学科研环境。
对此,目前比较容易的做法就是除了继续实施“控制本校毕业生留校任教制度”“连读培养比例控制制度”之外,对于一些“有理由的例外者”,为了防止其学术能力在招聘或招考过程中基于私人关系被高估或得到不正当的照顾,就要相对提高他们的学术标准,并通过严格选拔程序剔除其中的非学术因素。另外,还可以参照德国大学的做法,即任何人要想晋升教授,无论如何都必须至少在其博士毕业之后更换过一次学校,从而使高校教师的流动成为绝对的强制性标准。
我们要在充分发挥大学学术委员会职能的同时,在每个院系等基层学术单位内部都建立起一套包括普通教师都能无障碍参加的民主的讨论与协商机制,确立明确可行的学术行规,以抑制学术特权的产生;同时,通过在体制上逐步取消“双肩挑”、实行院校两级及职能机构负责人职业化等手段和措施,清除附着在各种职务、头衔上面的那些公开的或隐性的学术特权,这样既可以防止学术地位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利益“通兑”,同时还可以铲除繁殖“近亲”、聚拢“圈子”的生存土壤。
(《光明日报》4.12 罗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