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电动车”立法须有据

    近日北京市交管局发布通告：自4月11日起，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等10条道路除自行车外，禁止“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通行。

    北京这次对电动自行车“限行”和深圳等城市的彻底“禁行”（仅对个别行业采取“白名单”准入）之间，有很大区别，不应混为一谈。

    一些城市通过地方立法搞“禁摩”“禁电”，认为其上位法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采取疏导、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措施。”但是，也有法律学者认为，第39条提出“禁行”的前提是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应该是一种临时性、有针对性的调控手段，比如在一些路段上对电动自行车搞限行。对电动自行车整个车种搞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禁绝”，显然超出了立法本意。

    《立法法》刚修订，明确了“不得减损公民权利原则”：“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权利”。

    一座城市禁止一个车种的上路（除非得到特别行政许可），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根据道路情况，采取必要交通措施”的原意相差很大；这已经涉及对公民财产实施“管制性征收”，应该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现在，电动车确实有种种问题，不遵守交通规则，横冲直撞，需要相关部门加强执法和监管，加大对违法电动车的处罚力度，但以剥夺路权的方式管制，则值得商榷。

    治理电动自行车，需要尽早解决其国家标准，以及是否属于“机动车”的问题。管理部门不宜搞“以禁代管”，而是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工厂和车管所里。

    （《新京报》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