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背后的人

    叶龙一生追随钱穆，在八旬高龄的时候，整理、注释先师钱穆未曾出版过的课堂讲义，但这位讷讷的老人，不止是一位“复述者”，他原本也有一个“大江大海”的故事。

    “我一生的成功都和写字有关”

    叶龙虚岁89，鳏居多年。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笃定地做着一件坚信不会被后世遗忘的事情：整理、注释先师钱穆未曾出版过的课堂讲义。

    “我一生的成功，大概都和写字有关。”他捧着样稿，一面用红笔细细订正，一面对我说。那字迹着实漂亮，是好看的簪花小楷。这样的笔迹，多半来自“童子功”。上世纪三十年代，绍兴孩童叶龙每到暑假总不能玩耍，因为父亲的严厉要求，他每天要练习整整六小时的毛笔书法。至今，那墨砚清香、蟋蟀声声的闷热夏天还栩栩如在眼前。

    因写字而改变命运，在叶龙的一生中，发生过多次。而最具转折意义的，至少有两次。

    一次是1947年。从省立绍兴中学毕业的叶龙没钱升大学，父亲又病故，只好写信给世伯吕惠泉，托他的女儿吕馨婉帮忙找工作。吕馨婉的先生在南京工作，正需要请一位书记，叶龙的一手好书法，当下就被看中。那一年他挥别母亲，去了大城市南京。

    另一次是1953年。叶龙进入香港新亚书院，很快就因为笔录快而准确，且对浙江口音无障碍，被指派专门替钱穆先生做演讲记录。这两次写字，改变了叶龙的人生。

    在新亚“重生”

    1949年，中国鼎革。阴差阳错，叶龙被遣回亲戚所在的籍贯：湖南沅陵。他在一家酱园做学徒，白天送货，晚上看门口。那时的叶龙刚满22岁。

    一天，叶龙在当地新华书店看到香港《周末报》上刊载的文章，介绍香港调景岭难民营的情况：救济粮每天吃几餐，还有奶粉、维他命。他想，不如到香港闯一闯。

    1951年，叶龙如愿到了香港调景岭，进入美国女传教士西门英才创办的协同圣经学院。每天学英文和《圣经》，生活清贫，却其乐融融。与此同时，一间名为“新亚书院”的私立大学刚创立不久，创立者正是名震天下的大学者钱穆。而“新亚”，取的正是“亚洲新生”之义，钱穆坚信“中国民族当时的处境，无论多黑暗艰苦，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复兴之前途”。

    当时，叶龙以“重生”为笔名，经常在《星岛日报》《大公报》《文汇报》发表文章，稿费少则数元，多则几十元。靠着这些稿费，他度过了最初的艰难岁月。而真正意义上的“重生”，则要等到1953年，他正式踏入新亚书院的那一刻。

    钱穆并没有记住台下的叶龙。可叶龙的心底，不知被注入了什么东西，暖暖的，又禁不住想流泪。过了很多年，他才明白那是因为“钱先生对于古老的中华，有着说不出的情爱；对于深远的中国历史文化，更有着说不出的敬重。他这个人真是有点理想”。就是这一点“理想”，让钱穆自那时起，成了贯穿叶龙一生的“精神教父”。

    “现实俗世界”和“理想真世界”

    离校前的毕业典礼，钱穆如此寄语：“人生有两个世界，一是现实的俗世界，一是理想的真世界……我们都是现世界中之俗人，但亦须同时成为一理想世界中之真人。”然而，20世纪下半叶，钱穆所赞美的那个“礼”的世界早已渐次崩溃，经济腾飞的香港，繁华开始蚕食“象牙塔”。

    1971年，叶龙开始投资股票，小有收获。他兴奋地与恩师谈论，却引来一番叱责。钱穆一生淡泊名利，96岁去世时遗产只有一副眼镜、一对拐杖。叶龙却截然不同。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就开始写股评，炒股票，购入房产。在“现实俗世界”和“理想真世界”之间，二人南辕北辙。叶龙虽不能做钱穆的伯牙、子期，却可以做恩师的“影子”。

    从最早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到《新亚遗铎》中的若干篇章，从《讲学粹语》到《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从《中国文学史》到即将出版的《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钱穆学术演讲集》《钱穆书信集注释》，由叶龙一笔一画整理出来的这批学术成果，覆盖了他大半个生命，未来必将成为“钱穆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文献。

    人们说他是“钱门传薪人”。我说，是，也不是。你问他做这些事怀着多少的理想，我想，不如说他对恩人的一种回报。至于他的价值，或许，最可贵在于他是一个见证者——时代的见证者，钱穆的见证者，他自己的见证者。

    （《北京晚报》3.26 刘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