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情书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闻一多的家庭被迫颠沛流离。早在6月，北平辅仁大学聘请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任教，他即回武昌接家眷来北平，妻子高孝贞携两个大儿子回湖北探望久别的母亲。闻一多则带着三个小儿女留在北平。卢沟桥炮声一响，高孝贞很着急，一封接一封地加急电报，催丈夫立刻带孩子们回武汉。在举棋不定、心乱如麻的时候，闻一多拿起笔来，于7月15、16、17日接连给妻子写信，倾吐在危难时候对妻子的思念和挚爱：

    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人在屋里，静极了，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

    信发出后不久，闻一多便毅然带着三个孩子和保姆赵妈，匆匆回到武昌。

    此时，清华和北大、南开都迁至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临大）。闻一多接到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信后，决定推迟休假到长沙任教。由于战局急剧恶化，三校又奉命远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大。闻一多利用寒假从长沙返回老家安排有关事宜。途经武昌时，老友顾毓琇来访，邀请闻参加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闻一多认为这是做官，断然谢绝了。

    他回到浠水说起这件事，高孝贞非常生气，她希望丈夫能接受这项工作，留下来。丈夫走后，一个月也不给他写信。

    妻子生气成这样，闻一多的心里也很不好受，多次写信回来，可高孝贞就是不回信。1938年2月15日，他又写了封长信：

    一个男人在外边奔走，千辛万苦，不外是名与利。名也许是我个人的事，但名是我已经有了的，并且在家里反正有书可读，所以在家里并不妨害我得名。这回出来唯一目的，当然为的是利。讲到利，却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为你我，和你我的儿女。何况所谓利，也并不是什么分外的利，只是求将来得一温饱，和儿女的教育费而已。这道理很简单，如果你还不了解我，那也太不近人情了！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连以前打算离校，或已经离校了的，现在也回来一齐去了。

    你或者怪了我没有就汉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勉强一个人做他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我不知道这封信写给你，有用没有。如果你真是不能回心转意，我又有什么办法？

    出了一生的门，现在更不是小孩子，然而一上轿子，我就哭了。母亲这么大年纪，披着衣裳坐在床边，父亲和驷弟半夜三更送我出大门，那时你不知道是在睡觉呢还是生气。现在这样久了，自己没有一封信来，也没有叫鹤、雕随便画几个字来。我也常想到，四十岁的人，何以这样心软。但是出门的人盼望家信，你能说是过分吗？到昆明须四十余日，那么这四十余日中是无法接到你的信的。如果你马上就发信到昆明，那样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

    高孝贞原本是疼爱丈夫的，如今丈夫把话说到“当我已经死了”的程度，她心软了，马上写信，寄到昆明。

    因校舍不够住，西南联大法学院暂驻滇南蒙自。5月4日，闻一多到蒙自，又接到妻子的四封信。他5月5日立即回信，说：

    到此果有你们的信四封之多，三千余里之辛苦，得此犒赏，于愿足矣！你说以后每星期写一信来，更使我喜出望外。希望你不失信。如果你每星期真有一封信来，我发誓也每星期回你一封。

    就这样，夫妻关系中一段不愉快的小插曲结束了。不久，日军进攻武汉。浠水是进攻武汉必经之路。高孝贞和孩子们怎么办？闻一多非常着急，忧心如焚地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去询问和商量。后来联大外语系聘请闻家驷前往昆明任教，高孝贞和孩子们就和闻家驷一家同行。闻一多得知后，在7月28日赶紧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这些时一想到你们，就心惊肉跳，现在总算离开了危险地带，我心里稍安一点。但一想到你们在路上受苦，我就心痛。想来想去，真对不住你，向来没有同你出过远门，这回又给我逃脱了，如何叫你不恨我？过去的事无法挽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专心侍奉你，做你的奴仆。只要你不气我，我什么事都愿替你做，好不好？

    这封信是闻一多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情真意切，不是情书胜情书，字里行间全是他对妻子赤诚的爱。

    （《民国课堂——大先生的情书》广西人民出版社 黄旭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