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群”：近代中国孱弱的根源

    中国人除极少数精英外，总的说来更关心个人、家族，而对社会和国家十分冷漠，存在不能“群”、“一盘散沙”的严重问题；相比之下，西方人明显地更能“群”，及至现代，他们所开出的经济政治机制和社会传统既给个人提供了足够的生存发展空间，也能稳步推进共同体建设，更建立起了强大的国家。

    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群”正是近代中国孱弱被动的根源所在。所以，要“新”民。梁启超的新民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培养有社会和国家意识的“新民”

    但个体主义并非全然是负面的东西。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若没有众多富于个体能动性的人口，如何可能在短短三十几年就实现了经济起飞，跻身于超级大国之列？要把蕴藏在个人身上的巨大能量充分释放出来，没有强大的个人主体精神是不可能的。

    所以关键在于，在个人主义与共同体、国家之间要找到一个适当的契合点或平衡点。康有为将不能“群”的问题归因于中国没有基督教，想把儒教国教化，是把错了脉，开错了药，没能看到问题的根本，提出的解决方案就难免荒谬可笑。相比之下，后来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把对国家的忠诚、对社会的奉献放在重要位置。

    应当看到，一百多年来，不能“群”的问题已很大程度得到了解决，或正在得到解决。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可观的现代慈善和义工传统。然而，在处理好个人与共同体、国家的关系问题上，还是清明的法治、廉洁的政府和良好的治理来得更有效。所以未来中国必须在这几个方面继续用力。

    （《社会科学报》3.24 阮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