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完钱先生留下的211本外文笔记,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女士在心底为他竖起一座碑,墓志铭她都想好了,取自外文笔记中一句英文:“Without you,heaven would be too dull to bear/And hell will not be hell if you are there!(没有你,天堂也无聊至极;有你在,地狱也不是地狱! )”
牛津大学的波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 是钱先生外文笔记开始的地方。他将这里称作“饱蠹楼”,意为书虫大快朵颐之地。从1936年2月起,此后60多年间,钱锺书不畏昼夜寒暑,勤于抄纂,为自己建起了一座个性十足的图书馆。 钱锺书外文笔记是攻读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希腊语等七种语言的历代书籍所做的笔记,题材涉及文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艺批评等诸多领域。
有人说钱锺书是架桥人。若以外国文化为中心,以中国文化为镜子,用英文书写,从新出版的《外文笔记》中就能看出“桥”的雏形。
法国文学翻译家郭宏安:这座“桥”已选好“木石砖瓦”
20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逐渐放弃了“构建体系”之类的话头,黑格尔式的庞大体系不再是学者追逐的目标。钱锺书先生无意中做了一位引领潮流的学者,他说: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他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下来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
长篇大论,纵使一吨,也是废话,必须弃;片言只语,纵使一克,也是微言,必须留;弃一吨,留一克,这是只有大学者才敢做的事,小学者岂能望其项背!钱锺书先生的《外文笔记》好似在已毁的建筑物内爬梳,寻找尚可利用的木石砖瓦……这无疑是为那些急于建立“体系”的学者敲响了警钟,也为天下的读书人树立了榜样。
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赵一凡:这座“桥”架在一幅文化地图之上
若要追随钱氏足迹,我们当从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经由维柯、薄迦丘、拉伯雷、伏尔泰、卢梭,一路拜会过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直至遭遇胡塞尔、海德格尔。
据考察,钱先生留学三年最感兴趣的书籍是西洋思想史,包含三大重点:一是以拉丁文为主的古希腊哲学及文论;二是以意大利文为主的文艺复兴经典;三是以法德文为主的欧洲启蒙与现代思想。
归国后,钱锺书在西南联大教书,当时的学生、后来成为语言学家的许国璋回忆:钱先生在联大开课三门,分别是欧洲文艺复兴、当代文学、大一英文。“其时大学讲文艺复兴,多讲英国。钱师则自意大利与法国始,尤喜法国拉伯雷……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许国璋又说:“师讲课,既语句洒脱,又无取冗长。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诵。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课堂板书,师喜用英国伊丽莎白朝之意大利体。字体大而密,挺拔有致。凡板书,多为整段引语,拉丁语、古法语、意大利语。钱师,中国之大儒,今世之通人也。”
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万里长桥”既通中西又通西西
莫芝宜佳是《围城》德文版译者,她和丈夫莫律祺可以解决钱先生外文笔记中的七种语言问题。在她看来,《外文笔记》像一座“万里长桥”把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
钱锺书不仅“打通”中西,还“打通”西西。莫芝宜佳举了一例:“钱先生把康德作品的德文版和英文版进行比较,钱先生证明,英文版比德文版客观得多。后者为了给康德戴上‘道德模范,的光环,干脆删掉了某些有违背道德之嫌的地方。
在将钱先生外文笔记与西方世界的各类摘记作品比如蒙田的《随笔录》、叔本华的《附录与补遗》、伯顿的《忧郁的解剖》进行比较时,莫芝宜佳认为“钱先生更向前迈进了一步”,在早期笔记本里,摘录,心得和议论混杂在一起。但渐渐地,把摘录内容和自己的想法清楚地分开发展成他的独门绝技。他掌握摘录技巧的能力,其他人难以相比……原本分开的引文构成新的关联,形成天衣无缝、可以通顺阅读的文章。虽然是逐字逐句的引文,经过钱先生的选择和综述概观,成为他自己的新作品。
(《文汇报》3.24 江胜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