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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阿乙的经历在“70后”作家中显得有些特别：从警察、编辑到作家，最终选择以小说为业。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又改变了他近乎癫狂的写作状态，但他的谦卑和对文学的热爱丝毫未减。谈到文学，阿乙说，“我想最终，我是它的仆人”。
文学青年的通关之路
1997年，警校毕业的阿乙被分配回江西瑞昌公安局，两个月之后，他被分到了更偏远的洪一乡派出所。
阿乙在多部作品中提到同事间一次打麻将排座次的经历，这几乎成了他逃离洪一乡、逃离本名“艾国柱”的契机：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坐在北面，主任坐在西面，副主任坐在南面，作为科员的他则坐在东面，因为某人手气不好，大家起身按照顺时针方向挪动了一次位置。于是二十多岁的科员坐到三十多岁的副主任座位，三十多的副主任坐到四十多岁的主任座位，四十多岁的主任“退居二线”，坐到了五十多岁老同志的座位。“牙齿变黄，皮肉松弛，头顶秃掉，一生走尽，从种子到坟墓。”
他赌气地发誓，现在就出发，去镇，去县，去市，去省城，去沿海，去直辖市，去首都，去纽约。
离开县城之后，有一次，阿乙梦到自己回到了瑞昌，在县里谋得职位，亲朋们无不关切，赞许他的回归。他在梦里落下泪来，醒来发现身在北京才安下心来。“无疑是噩梦。”他这样写道。
阳光猛烈，万物显形
关于那场突如其来的大病，阿乙在《不真实感》中描绘了一个场景：“保安躲在阴暗处。卖煎饼的汗如雨下。高架桥上车水马龙。你拿着一张CT图，想到医生说，肺那里密密麻麻，阴影有点重，我们医院太小，你去大医院吧。”那实际上是他的真实写照。
阿乙将焦虑定为人生中第二档次的情绪，第一档次则是当怀疑自己得了肺癌时，检查持续半年，手术前，阿乙在一只手上写“别紧张”，另一只手上写“是又怎样”，他神经质地反复看着，如同等待判决的犯人，“那时太恐怖了”。在一篇名为《等待》的短文中，阿乙写道：“穿着呢子料制服的死神走进来，摘下手套，坐在空荡荡的最后一排，一言不发地端详着他。”
至于“劫后余生”，阿乙直言：很惨。大病初愈，他一度觉得自己的身体不能再胜任写作，但休养不到三个月，“瘾又犯了，贼性难改，还是去写作了。”这回，阿乙规定自己每天写两个小时，写作的工作在上午11点前完成，“相比以前，写作更有效率，每天写六七百字或改1000字是最舒服的节奏。抽烟才能写作、斗酒诗百篇，都是懦弱的借口。”
“贪婪”的写作者
疾病改变了阿乙的身体与容貌，但阿乙对文学的执着却一如既往。“写作有时让人欲罢不能，本来今天早上写1000字就够了，但是我太贪心了，一定要把它写完，结果把一天的良好精力交出去了。”阿乙有些懊恼地说。一双浮肿的胖手在翻书时或剥龙眼时止不住地轻轻颤抖，那是服用激素的副作用。对于写作，阿乙称自己是运筹帷幄型的选手。他的计划性很强，打好大纲之后就会按条块完成。创作那个把他弄病了的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时，尽管焦虑如影随形，刚住院时他仍计划带着电脑到病房去写作。
癫狂时期，他一天写作超过20小时，焦虑感也如影随形，一天只吃一顿饭，用咖啡、烟、酒等等刺激自己的大脑。“贪婪超越了写作本身，除了写作其他事情都不管了。我常在想，世界上如果有那么一个地方，大家都在写作，每人有一个房间，三餐固定，下午有人用机枪命令每个人出来活动，打牌、跑步、做游戏，晚上集体看电影，到9点就熄灯睡觉。我还想发明一种药丸，人不用吃饭，靠药丸就能保证营养还不用排泄，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写作和阅读，还想过做一个自动锻炼机……现在想来完全是变态，就是人的‘贪婪’所致。”阿乙自嘲地说。
“上帝给了我很多超出‘艾国柱’的东西，当我在兴头上往前赶的时候突然吐血住院，这时才警醒过来。”如今，阿乙“松”了很多。“什么都不在乎，也没什么好羞愧的，我安排自己的生活就是读书、看好电影，心里对什么都不怵，对金钱和富贵也没有太大追求。”
（《文汇报》3.20 周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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