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招标的课题:“改革方法论研究——基于古今中外经典改革案例的视角”指出,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从1985年3月-1987年12月的举国上下认同、支持与拥护,走到1988年初党内高层共识分裂、知识分子质疑、民众失望,并最终在1991年落得苏共下台、苏联解体的结局,其深刻教训值得省思。下面为该课题节选。
一、不断凝聚共识是改革成功的首要前提
戈尔巴乔夫改革是在苏联举国上下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开启的。从党和国家领导层面看,他们“渴望加入富裕的民主国家俱乐部”,以便使苏联摆脱发展困境;从知识分子阶层来看,他们热烈地拥护改革,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们就谋求改变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试图将市场刺激因素纳入统一国家计划的僵化体制内,以便使经济制度变得更加灵活。此外,广大民众也期盼执政党通过改革改变其“官僚特权阶层”代理人的形象,真正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因此,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正顺应了苏联发展的历史潮流。
但是,自1988年初开始,苏联改革决策层内部出现两种改革观,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一派希望大刀阔斧地改革苏维埃制度;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一派希望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改革掉阻碍社会发展的不良因素,但不触动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基本结构。此后,裂痕不断扩大,到成立“八一九”紧急状态委员会之际,党内高层中的绝大多数,诸如亚纳耶夫、普戈等都不再认同戈尔巴乔夫改革。同时,在苏联,由于执政党包揽一切,对社会生活进行事无巨细的管理,所以当改革出现失误,民众便把所有责任都清算到执政党的头上,民众对苏共的信任度一降再降。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从反面印证凝聚改革共识是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首要前提,而改革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则是进一步巩固改革共识的重要手段。如果在改革决策层内部对改革路径、方向出现严重分歧,社会公众对改革产生悲观和失望情绪时,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破解,那么改革失败的势头则无可挽回。
二、改革要“言必行,行必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立信
戈尔巴乔夫改革推进过程中的另一失误,是没能在执政初期在社会公众普遍寄予厚望的背景下,通过选择实施一系列短平快且惠及全民的改革来全面提升政治威信,而他却选择推行诸如过于激进的措施,反而使他加速丧失民众的支持。改革初期的错误策略,致使深化改革举步维艰。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苏共中央就提出“加速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革新方针,改革目标明确具体。但改革尚在筹备阶段,苏共中央却在1985年5月决定实行激进的“反酗酒运动”。
如果苏共是立足从严治党的角度,把“反酗酒运动”限定在党内执行,以此彰显党的先进作用,则该项举措会提高苏共政治威信。但实际上,一是反酗酒运动并没有限制在禁止饮用烈性酒范围内,而是将啤酒、葡萄酒等都列入范围;二是禁酒对象不是只针对共产党员,而是扩大到了全体民众;三是反酗酒运动最后演变成酒类产品变相涨价的依据。由于缺乏科学严谨的论证、调研和评估,过于激进的反酗酒运动严重脱离苏联人民生活实际,激起强烈的反对,在全面改革还未开始,改革共识即已出现裂痕。
戈尔巴乔夫在工业领域实施的改革,也同样产生恶化改革形势的负面影响。原本的改革目标是通过给工厂更多的生产自主权来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保留了公有制、价格和准垄断分配机制,严重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最终导致绝大多数苏联企业选择停止生产低价的日用消费品。很快市场上就出现了日用消费品大量短缺现象,激起民众强烈不满。诸如此类事件的累积,越来越多的民众对其推行的进一步改革产生抵触情绪。
三、改革应注重保持政策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改革推进过程中,改革者应在明确改革目标后,科学规划改革进程,制定出台符合国情民情、具有可执行性的政策措施,并尽力维持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以确保改革政策的有效执行。而纵观戈尔巴乔夫改革历程,“碰壁即转弯”成了戈氏政策的常态,在经济改革未能取得成效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马上就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最终两项改革都无果而终。
在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欠缺对改革目标和方向的坚持,改革政策出台盲目,随性而为。例如从1985年3月-1990年10月,短短五年多的时间,苏共中央曾先后推出12套经济改革计划,这些计划大都欠缺科学规划,没有经过严整的论证、调研和评估,甚至前后内容相互否定。1988年末刚刚出台“全面经济计划”,1989年10月就出台“全面修订经济并向市场转换”计划,上一项计划还未全部落地执行即对其进行全面修订。1990年2月出台“400天计划”,5月又出台“5年计划”,8月又随即出台“500天计划”,改革计划的混乱使地方层面根本无法落实,苏共的政治威信一落千丈,不久便彻底走向失败。
(《东方早报》3.15 魏加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