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对规则的信仰
现实中,对于腐败和不正之风,人们普遍反感、憎恨、厌恶,但事涉其身时,又大多宽容、默许甚至乐此不疲,形成一种极具反讽的“心理困境”。在特殊公共资源相对紧缺的情况下,“走捷径、图方便”同样是“腐败亚文化”背后的一种重要心态。
要让多数人从“腐败亚文化”的扭曲场中解脱出来,一方面,当前迫切需要对于民众身边的腐败“零容忍”,不再让“拼关系”“走后门”的暗箱操作者成为“赢家”;另一方面,亦要特别注重一些政策、制度在落地上的刚性,真正杜绝“拼关系”的可能。
面对“腐败亚文化”,既不能低估其治理的难度,更要认定治理的方向——只有从制度上压缩和破除规则被“人情化”的空间,让“明规则”真正取代“潜规则”。重塑社会对规则的信仰,我们才能真正逐步走出“腐败亚文化”的阴影。而这亦是反腐由治标迈向治本的需要。
(《新华每日电讯》3.22 朱昌俊)
退休官员被疑“贪官”的尴尬
曾在四川省农业厅、省水利厅等部门任职的范敬超,退休后回乡带领村民种柑橘。有人质疑他项目资金的来源,有人认为他在任时肯定是贪官。
从农村走出来的退休官员之所以老来不愿归乡,除了城乡差距巨大不适应乡村生活,担心吃力不讨好恐怕也是重要原因——被人动不动就质疑“在任时肯定是贪官”的感觉,可是不好受。
某种意义上,这种怀疑是信息不透明和机制不健全的必然代价。人们难以通过正规渠道知晓官员财产信息,也没有健全的离任审计与退休审计制度——因为不清楚,所以就怀疑,公众既无法查询核实,官员亦难以自证清白。如果官员财产一直都是公开的,有脉络可循有数据可查,相关审计制度也颇为健全,官员退休后自然不会被疑“肯定是贪官”。
(《北京青年报》3.23 止凡)
让学习回归求知本源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莫言提出了关于中小学学制改革的提案。他认为目前的小学、初中、高中“633学制”时间太长,学生有一半时间复习应考而不是学习新知识,因此建议取消小升初和中考,实施10年一贯制直通车,每年两次期末考试。
以应考而不是求知为目的,这种情况不止存在于基础教育。
儒家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君子六艺。西语中的教育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的“educare”,意为采用一定的手段,把某种本来就潜藏于人身上的东西引导出来,从一种潜质转变为现实。实际上,对于“高分”“高学历”“高就业率”的追求,是人类进入到信息时代的“学历社会”后,对于教育的扭曲乃至异化。
发现每个孩子的优势,通过教育发挥学生的潜能,让他们在就业中尽情展现个体特长,才是教育真正应有之义,也才能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人才。
(《光明日报》3.23 夏雪)
以职称改革激活人才资源
《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近日发布,公众更愿意把文件做贴近化的解读。这个意见中关注度最高的一点,可能就是“对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作统一要求”了。
在很多地方,评职称的“程序正义”,只是体现在一些死板的程序、过时的规定上。对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作统一要求,正是为了解决这种无用又无效的尴尬,体现出灵活、务实的导向。
其实,《意见》第十六条中,比职称外语和计算机考试有料的内容,要多得多。比如“合理界定和下放职称评审权限”,是要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自主评审,这不仅简化了职称评审工作,也让评审更能对接岗位需求。而对准入类和水平类职业资格的不同改革路径,清理减少前者、“市场化、社会化”后者,都是为了打掉不合理的门槛限制,把能力水平的评定放在一个更公正、更开放的平台上。
(《京华时报》3.23 舒天烈)